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5/11页）

1964年，二战结束还不到20年，为消除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而打响的除贫战争看起来同样有可能取得胜利。约翰逊提出了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沿用罗斯福新政中对于自由的表达，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不平等的自由。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就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倡议，这些倡议也许起源于过去的改革，但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经济机会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经验积累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强了教育发展计划，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启蒙计划的实施，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则致力于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国际和平队，美国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除此之外，约翰逊还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区的贫民区、制定保护乡村河流水道免受污染的法规等。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曾经确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不确定。也许不可避免地，联邦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也鼓励了，而不是压制了草根阶层的改革冲动。一个改革议程不管是着眼于性别、种族、环境、政治还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会造成潜在的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在其他时候也许会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竞争的改革议程，却在所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事实上，这场文化运动的元素间并不连贯，但它不是向美国信条本身，而是向美国信条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发起了持久的、多层面的挑战。反主流文化运动也旨在创造一个“伟大社会”，虽然这个伟大社会和约翰逊所构想的不大一样。

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

1965年，将近1500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长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仍然支持越战。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圣诞期间又有所回升，约有60%的人支持越战升级。显然，美军在越战中的伤亡数字和民众对越战的谴责之间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也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1967年正是一个佐证。

1967年正是《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运动始于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门前举办的“人类大聚会”反主流文化行为艺术表演，随后又在海特区举办了“爱之盛夏”活动。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瓦克，“爱”却供应不足，种族暴动也遭到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见图65），因而《新闻周刊》将“爱之盛夏”更名为“不满之夏”。同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随后，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举行反战游行，作家、新闻记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于这次游行。然而，这次游行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产生足够的影响。1967年底，根据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70%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反战游行。

图65 《1968年华盛顿暴乱发生之后》（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4月8日拍摄）。华盛顿国民警卫队于华盛顿街头巡逻。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全国各地爆发了为期5天的种族暴乱。但其实在1968年之前，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已经正常有武装力量巡逻。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满之夏”之后，成立了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克纳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这场城市动乱让约翰逊感到震惊，为了探明这场发生在市中心的暴动的原因，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为主席。克纳在次年提交的报告里得出了一些忧心的结论，尤其是美国“正在走向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一直以来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报告指出，“现在，它威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如果当前的进程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摧毁基本的民主价值。”报告表明，许多暴动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国人“针对美国白人社会的地标性建筑”而非针对美国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这种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俩、失业、联邦雇佣的“不足”、教育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美国白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同时也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告总结指出，“正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密切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维持着贫民窟，同时也在纵容贫民窟。”[9]

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约翰逊而言，这份发人深省的评估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伟大社会”项目的成功，越南的军情也已经让他的这一项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纳报告提交的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形势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越方于1月开始发动春节攻势，北越（越共）部队打入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驻地，并且将美国部队围困在了老挝附近溪生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这些战况，美国民众都可以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知悉。美军伤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调查显示约翰逊正在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他当然也失去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在内部出现了总统竞选人的挑战：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约翰逊退身而出，让他们二人一决雌雄。3月底，约翰逊宣布“我将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党派再次提名让我担任你们的总统”。没过几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