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6/11页）

图66 歌手艾萨·凯特公开批评越战后，一场反战抗议在白宫门口举行（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1月19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然而，不管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还是民主党出现分裂，或是作战前线部队中黑人比例失调（与美国人口构成相比）让持久存在的种族隔阂加剧、恶化，都没能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能终结美国人对越战的支持。并不是说没有人抗议，但这些抗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然也不会都像1967年五角大楼前的那场游行那样规模巨大。当著名歌手艾萨·凯特（Eartha Kitt）鲁莽地，或者说愤怒地在一场白宫午宴上批评当局的外交政策时，她的行为赢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责难（见图66）。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于1972年赴越南河内地区，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也遭到了同样的敌意。事实上，在她这么做之前，就已经因为反战立场遭到了不少批评。显然，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许多美国人也不能容忍别人批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越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却似乎只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了。

比起理解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越战的回应，理解20世纪60年代越战反对声音的缺失可能更为直接。1963—1975年间，总共有230万美国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万名（2.5%）士兵阵亡。尽管媒体报道了学生在五角大楼前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的画面，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调动的兵力规模并没有像在之前的战争中那么大，当然与二战更是没法比。1964—1973年间达到应征年龄的27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征入伍，900万人自愿参军，而仅有150多万人真正参加过战斗。简而言之，越战一代中仅有6%的人参加过越战，因而，当时对于战争的反对并不持久、对于战争的支持相对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人在回顾这个时期的美国史时会发现，1968年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一年，而是没能做出决定的一年。而正是这没能做出的决定在后来一直萦绕着“越战一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时候，美国似乎走到了一个转弯口，从自由主义共识转向了右翼政治。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总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骚动与变化”的十年渐近尾声之时，当时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一种美国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这种美国国家主义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基于源自独立革命和内战时期并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不管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街道上战斗，美国人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只有当这种自由没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清醒过来，开始自我怀疑。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只有当骚动结束，才出现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变革与反对越战的声音。

随着约翰逊时代渐近尾声，新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准备就职，全世界的目光没有聚焦在东南亚，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完成了首次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在平安夜从漆黑的太空里用电波向地球发回了一条圣诞讯息——《创世纪》的开篇。对于这个将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讯息再合适不过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讽刺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开始趋于缩小规模。事实上，冷战也开始趋于平息。

太空计划的规模精简是毫无征兆的，但尼克松在就职演讲中却表达了对冷战平息的愿望。“我们不仅在太空开阔了眼界，”尼克松断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开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松也指出美国“在物质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十分精确地登陆月球，却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纷争之中”[10]。1969年之后，这些纷争并没有被驱散，某些方面事实上甚至还恶化了。不过，和之前的每一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也针对美国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和之前那些总统提出的截然不同，这一计划被命名为“新联邦主义”。

让国会里一些保守派感到沮丧的是，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并没有完全废除自由主义的新政。事实上，尼克松就职的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反主流文化的巅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组织者称之为“水瓶座盛会”），因而他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倡议赋予更具体的形式，也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尼克松建立了一批联邦机构来解决各类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局）、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同时也通过相应的立法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工作，例如《清洁空气法》和《濒危物种法》。尼克松没法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他的确通过一些行动来确保地球上的新天地变得更加清洁、绿色。

在财政问题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让尼克松颇受限制，而美国在太空、国防和仍未结束的越战上的巨额开支也让他无力调控巨大的通胀压力。针对就业问题及其导致的财务危机，尼克松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这个社会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却没能在国会通过。针对越南问题，尼克松也提出了名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将作战和指导战争的任务逐渐移交给越南共和国陆军（ARVN），以便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抽身。但这个方案也同样遇到了麻烦：尼克松制定的时段对于越南共和国陆军来说太过短暂，对于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来说又太过漫长。此外，一直以来，尼克松本人在解决越战问题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让人看不到头，这也对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坏。

尼克松曾经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内”也要解决越南问题。在他就职后，就立即向北越地区发起了大量空袭，并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国柬埔寨。这两项行动对于和平进程都无甚作用，却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在一场校园反战抗议中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则又让举国上下感到惊骇。而就在此前，美国民众还在为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群情激昂。

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