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第2/3页）

图19 1806年耶拿战役。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普鲁士的一系列改革既不是单个的统一工程，也不是由关系密切、组成单一的革命者推动的。两个主要改革者的名字经常被一个误导人的连字符连起来，被称为是“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但其实两者的意见根本是互相冲突的）。一小部分改革者利用普鲁士战败的现状，试图将以前的改革计划付诸实践，而其他措施则是作为“防御性的现代化”方法来加以实施，或针对某些迫切的需求进行改革。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事领域。

1807年，农奴制被废除。因为农民一般无法付清补偿款，他们名义上的自由在实际中意义寥寥，主要的受益人还是贵族（最初的立法后来也被修订为偏向贵族）。“庄园”的概念使得出身，而非社会阶级决定了地位。一旦这个限制被打破后，贵族就可以进入中产阶级从事的行业，而农民和中产阶级就能（至少在理论上）购买贵族的地产。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使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可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还有协会限制权力的废除，以及内部贸易壁垒包括城市消费税的消除。不过，这时的经济改革只是局部改革，一些措施后来又被废除了。例如，1810年废除了贵族免税制度，但1819年又重新实施。另外，直到1848年，普鲁士贵族还一直对他们之前的农奴享有民事管辖权，直到1872年还有警卫特权，直到1891年还有一些行政特权。政治上，普鲁士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其部门和内阁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既没有宪法，也没有国民议会。城市可以自治，但农村不可以。法国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也引发了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并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主导。1813年引入征兵制，建立了战时后备军（Landwehr），1814年通过了军队法。但改革还是没有完成。1815年后，征兵实际上并非面向全民。教育上，18世纪基础教育义务制得到了普及，职业技术中学和贵族的骑士学院也进行扩招。此外，普鲁士在这个时期还引入了精英中学—高级文理中学（Gymnasia），并在柏林建立了洪堡大学。从占领研究前沿到为欧洲工业化培养最优秀的劳动力，普鲁士的教育在19世纪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虽然普鲁士的改革受到了一些限制，成果也参差不齐，并缺乏整体的协调性，但总的来说，改革还是成功地让普鲁士能够更好地面对19世纪的挑战。

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一直持续着。1809年，奥地利在一场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但1812年，超负荷且装备不足的法国军队在俄罗斯反被打败。1813年，德国的命运开始逆转。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的联合军队在莱比锡大胜拿破仑，莱茵联盟解散，拿破仑在德国北部的邦国也相应解体。德意志南部的邦国和奥地利签订了条约。这场解放战争在1814年4月终于落下了帷幕。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由奥地利1809—1848年在任的外交部部长梅特涅（Metternich）主导，他在1821年出任奥地利首相。维也纳会议因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出逃而暂停，但马上又恢复进行，为欧洲事务未来的走向拍板。

二十二年的欧洲战事终于结束了，维也纳会议上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大会上歌舞升平，大宴宾客。不过大会的目的却是十分严肃的。它要让德国成为强大稳定的政权，以对抗未来法国可能的侵略。同时，它还要保证，再也不会重现诸侯众多、松散低效的帝国体制。大会结束后，拿破仑对德意志进行的整顿大多被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被扩展到了其他地区。

根据维也纳会议建立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邦联由38个成员组成（1817年后是39个），其中包括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城市。邦联的边界基本上和原来神圣罗马帝国一致。不过从文化或民族的角度来说，它并未包括所有中欧的德意志人口，因为它包括了少数非德意志人（比如意大利人和捷克人），同时一些德意志人并未被包括在内。英格兰国王作为汉诺威领主（直到1837年）也是邦联的成员之一。邦联自身并不是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而是个松散的邦国联盟（Staatenbund）。它没有总首领，也没有行政机构，更没有共同的法律制度或公民身份，只能做出少数共同决议。法兰克福举行的邦联议会上，大使们代表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

至少相较18世纪而言，这些国家更为强大。每个领地都经历了整顿。很明显，新的国家是由于小领地的并入而扩大的。尤其是普鲁士，虽然一开始不情愿，但还是收获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一举措是为了让普鲁士能够成为与法国和俄罗斯抗衡的第三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的人口翻倍，并为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矿产和发达的工商业。另一方面，虽然普鲁士必须放弃一些从波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割据中获取的西部土地，这从普鲁士的角度来看是损失，但长期来说，将普鲁士所属的领地西移实则增强了普鲁士在奥普争雄中的实力，普鲁士成为更能代表德意志利益的国家。作为德意志的守护者，它在中欧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提升。而这就向国家统一迈出了一步，这是历史发展和普鲁士主导下的必然结果。拿破仑时期出现的领地国家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进步。领主们拥有完整的主权和实权。由于拿破仑时期的一些迫切需求，许多国家改革了行政和法律体系，使其变得更加高效。农奴制、协会特权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均被废除，后来也没有恢复。19世纪，在许多扩大的领地上，诞生了动人的当地神话和传统风俗，强烈的本土意识兴起并维持下来，比如巴伐利亚。如果德国统一，这些本土意识则很容易就被淹没了。

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难以确定。经济上，法国对英国在陆路上的阻断，并未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好处。对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等封建限制的解除，正是未来经济腾飞的前提。而拿破仑战争从整体上来说，可能减缓了德国的经济发展（法国直接管理的莱茵省除外）。文化上，普遍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将赫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转为了新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这可能夸大了事实。这个时期的政治民族主义只稍稍撩动了人们的心，对地方本土的忠诚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上，普遍的推论也必须加一个限制条件。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常被说成是一开始同情、感兴趣，但当大革命变成恐怖的屠杀时，他们就畏缩、恐慌。于是，学者们就以为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存在已久，并困扰了德国的政治文化长达至少一个世纪。虽然这可能大致刻画了少数人的态度（其中既有统治者，也有知识分子），但是绝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国人，更不能以此简单粗暴地解释后来的德国政治格局。和往常一样，政治格局的形成是风云变幻的时局造成的结果。虽然政治思想根植于现存的传统和制度，但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期多种历史因素的互相作用，并阐明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