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德国输了一战。原本希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战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打算失败了。战败后的德国面临诸多困境，引发战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继续恶化。战争期间，原本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尔控制了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挤出了小企业和小商贩。于是，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而大资本家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同时，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为了避免罢工，也为了避免生产中断影响战时经济动员，工业家和政府对工会作出了很多让步。他们改善了工作环境，并承认工会是劳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动，由于战争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劳工队伍。心理上，由于经历了战争，人们的视野和视角都发生了改变。不管是因为炮弹休克症还是丧失了方向感，经历了战争的人都很难重新进入并适应日常生活。还有的人由于养老金和津贴，越来越依赖政府，对政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国内动乱越来越频繁，国内改革势在必行。这不光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暗示着德国必须进行改革，才可能协商出较为温和的和平条约；同时也由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军队也不想对“可耻的和平”负责。9月底，军队领导将权力移交给了政府，这对政府来说十分适时，因为军队将背负战败的谴责。10月的改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议会党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动改革的发起。1918年10月，巴登的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当选为首相，宪法改革正式开始。这期间改革了公投，废除了普鲁士的三级表决制，让内阁对议会负责，军队不再受王权的控制，而是由平民政府来掌控。如此政体实际上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威廉二世对此持默许的态度，但他拒绝让位给他的儿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为政府机构被保留下来。这些改革本是为了回到集权政府所做的暂时变动，但后来却有了更为激进的发展。

10月底，海军司令官下令对英国发动最后一次，也是自杀性的进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国的荣誉。10月28日，威廉港海军舰队接令出击。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海军战士决定，既然已经战败，比起德国的荣誉，他们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于是水兵发起了叛乱。11月3日，基尔的示威游行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叛乱。11月的头几天，从德国北部到巴伐利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社会主义政府，革命动荡席卷了德国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议会”纷纷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动乱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一起探讨是否应当发起武装起义，而社民党中的温和派却对这项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到11月9日，人们普遍认为皇帝必须退位。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离开德国，逃到了荷兰。

政府在战败的压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烟四起。由于这个工业国家中还有大量由工会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在相对落后的沙俄获得成功的，而德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却是在既无法满足左翼分子，也无法取悦右翼分子，同时还遗留了许多对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并是一系列的弄虚作假和妥协让步。这些让步在11月9日之后的几天里签订的一些协议中就有所体现。虽然这些让步在短期内可以稳定局势，但它们更倾向于掩盖矛盾，而非解决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长期下去必然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谓的1918年革命其实只是政治和宪法革命，它将德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但关键的是，它并没有引发德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也没有对主要的精英阶层进行改革。军队、官僚系统、司法系统，以及教育和宗教系统，在革命过后仍然保留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运用这些地位和影响力从言辞和行动上与新成立的共和国作对。

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斯将权力转交给了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继任了“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位置。考虑到柏林到处都是革命的喧闹，以及会发生更激进行动的流言，艾伯特同党派的谢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的具体形式还没确定，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安置复员士兵，签署休战协议，平息遍布全境的动乱和起义，重建德国经济，保证粮食供应，并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为共和国创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宪法。这些任务都不简单，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对德国未来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决策中的失误。

很快，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签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纳协定》中，格勒纳将军许诺，如果艾伯特要走温和路线，并镇压更为激进的议会运动，他就会提供军队的支持，他吹嘘要用军队力量来防止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渐渐地，艾伯特变得越来越依赖军队，他用武力镇压动乱，而不再探索社会动乱的原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二个是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会领袖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签订。这份协议巩固了工会的地位，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也同意不再支持“黄色工会”（即企业操纵的工会，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协的产物，11月10日设立“人民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党人和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虽然这个委员会后来得到了柏林议会的承认，但在12月召开的全德国议员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发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数支持社民党，支持艾伯特的计划，即进行国会议会选举，并在国会议会上起草共和国的新宪法；少数人则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批评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来治理国家的政府”，因为艾伯特政府拒绝在改变宪法之前进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或军队改革。艾伯特反驳，认为“将破产国有化”毫无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让士兵复员和重建国家，就必须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理由在当时和后来都遭到了质疑。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最终和社民党彻底决裂，内阁只剩下社民党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样和社民党存在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达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党派，即德国共产党（K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