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第2/3页）

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平息任何动乱。1919年1月，军队和自由团（即由工业家赞助、军队组织建立的志愿兵团）镇压了柏林的新动乱。在混乱之中，激进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来就对社民党不满的左翼分子随即升起了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持续存在，直到魏玛共和国垮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将所有的社民党视作比纳粹还要邪恶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国的哪个地方，社民党们都像是在依赖旧秩序的力量来镇压对新秩序有利的行动。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巴伐利亚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并于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团的残酷镇压，上千人死亡。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随处可见，复员后的士兵由于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想在准军事组织中延续战壕中的战友情，同时，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对德国迷茫的政治前途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人在静静观察，但却越来越迷惑，只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同时，新宪法的创立正在筹备之中。柏林的斯巴达克动乱使稳定局势变得刻不容缓，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选举中，社民党只赢得了38%的选票，因此必须成立联合政府。2月6日，国会议会在魏玛召开。2月11日，艾伯特当选总统。2月13日，当选总理的谢德曼组阁，组成的“魏玛联盟”党派包括社民党、德国中央党，以及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DDP）。

魏玛宪法于1919年8月11日生效，是一部相当进步的宪法。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7年。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替身皇帝”（Ersatzkaiser），总统拥有多项权力，其中包括自由任免总理、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举行全民公投等。而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是《宪法》第48条：非常时期总统有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其他条款包括：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1]；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均有投票权，这对成年女性来说是第一次；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各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国家权力仍然相对分散。

图24 1919年3月的柏林路障。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图25 威登菲尔斯自由团（The Free Corps Werdenfels）在慕尼黑镇压革命起义。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地图6.1 1919年《凡尔赛条约》确定的领土

1919年初夏，严苛的《凡尔赛条约》签署。谢德曼辞职，鲍尔（Bauer）继任，并于6月28日派代表团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损失了一大片土地：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波森归还给新成立的波兰，而但泽将成为国际联盟管辖的自由市，“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国土分割开来。条约剥夺了德国的所有殖民地，并禁止德意志和奥地利以任何形式结盟。条约还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下，莱茵河左岸也由协约国军事占领一段时间后再撤出。“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罪责。1921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宣布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它和《凡尔赛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激起了无数人的愤慨。

毫无疑问，这些和平条款十分严苛。读者也将看到，这和二战后的条款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更糟糕的是，《凡尔赛条约》的批评者却将事实夸大，并对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后捅了一刀”这种错误观念，而现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国内的敌人（比如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从内部背叛了不可战胜的军队。1919年秋，这种错误观念渐渐发展成为对共和国的反对，并在许多反对派的圈子里盛行。1919—1923年，反对派对共和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右派发动了几次政变，左派也不断地罢工和发动革命运动，同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极端保守的法官宽大判决了右翼极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却遭到了严重的刑罚，甚至对他们毫无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吕特维兹（Lüttwitz）组织自由团向柏林进军，因为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拒绝与自由团士兵对战，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图加特。不过，此时一场大罢工就足以让卡普政变失败。巴伐利亚发生了规模更小的右派政变，卡尔（Kahr）领导的右翼政府掌权。1921年和1923年，社会主义者分别在萨克森发起了两场叛乱，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罢工不断发生，尤其是在鲁尔区。当时许多要求煤矿“工业化”的呼声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大多只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虑，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条件并提高工资。虽然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并没有参与抗议，但他们却想控制这些抗议活动，不过，由于他们误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图，所以基本上失败了。更重要的是，社民党严重判断失误，他们担心这对于新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过度反应，却不去理会危机的真正原因，反倒试图用武力来镇压这些表面征兆。在卡普政变中，常规军队不愿和叛乱的自由团对战，但却非常乐意在鲁尔和莱茵地区的动乱中与自由团合作对抗“红色军队”。在冯·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成功地维护了共和国前普鲁士的“国中之国”的传统。他声称如果支持共和国，就是“有政治倾向”。这种“无政治倾向”的态度，却对那些试图暗中破坏共和国的政治行动敞开了大门。同时，左翼党派内部的分歧仍在继续。1922年，随着独立社民党的解体，党派开始重新组合，社民党吸收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和一些成员，大多数草根党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在战前时期就有理论基础上的不同，两党之间的鸿沟由于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刺身亡，变得更加无法弥合。

图26 卡普政变。1920年3月，士兵进军柏林。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后，魏玛联盟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选民倾向于选择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党派。（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没有参选。）赔款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让国内政治越来越复杂。当高额赔偿金公布时，德国人万分惊愕，不知道疲软的德国经济将如何还款。德国的经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战时不是提高税收，而是通过贷款和债券来筹措资金，而通货膨胀早在赔款问题出现前就有了苗头。1921—1922年维尔特政府的所谓“履行战败义务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严重加剧了通货膨胀，不同领域的人士批评此政策，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投降。但该政策的最终表现是德国无法偿还战争赔款。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德国的货币问题是以赔款偿还困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时，庞加莱（Poincaré）领导的法国采取的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希望控制莱茵河左岸地区。危机在库诺（Cuno）执政期间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达到了顶峰（由于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加入执政党，社民党拒绝参与）。法国以德国木材和煤的输送量下降为借口，“监管”鲁尔地区的生产，其“防御性的”军队（包括比利时军队）于1923年1月进入鲁尔区，截至夏季时达到了10万人，相当于德国最多能拥有的士兵数量。德国的官方政策是消极抵抗，拒绝与法国合作并停止经济生产，这种做法对德国经济的伤害显然大于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对德国来说，唯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印钞，这让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完全无法控制。到1923年8月，钞票上的数字呈千倍的增长，付款都要用马车来运送，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那些领取固定工资的人（比如养老金），以及许多自由职业者和中低阶层，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或破产的境况中，一些大工业家还能够盈利。从整体上来说，人们普遍对共和国失去了信心，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罢工和动乱四起。1923年这场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二战后的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