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

“奥地利是欧洲的窝囊废，”有份维也纳报纸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如此嘲笑道，“没人喜欢我们，只要有灾难，我们都躲不过。”只有“欧洲病夫”——刚被饥饿的新强权夺走位于北非和巴尔干半岛之省份的衰老奥斯曼帝国——能和奥地利争夺“世上最大窝囊废”这个头衔。[1]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正在比赛谁先沉沦到最底下，把欧洲病夫的头衔抢到手上。何谓欧洲病夫？最有可能在世人有生之年衰亡的大国是也。

奥地利的积弱不振，肇因于其境内龃龉不断且对统治当局心怀不满的诸民族。“奥地利”一词意味着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但这个辽阔的帝国，其领土远非只有以维也纳、格拉茨（Graz）、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说德语的核心地区。一九一三年，奥地利是欧洲第二大国（仅次于俄国），欧洲第三人口大国（次于俄国和德国）。但五千两百万奥地利人中，只有一千两百万是德意志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九一三年，奥地利的最大族群是斯拉夫人。这个西起瑞士边界、东抵俄国边界的君主国，有八百五十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五百万波兰人、四百万乌克兰人、一百三十万斯洛文尼亚人，斯拉夫人占奥地利人口五成；此外还有人数几乎和德意志人相当的匈牙利人（一千万），占人口一成九。

这些匈牙利人九世纪就从中亚移居至此，说着独特语言马扎尔语，孤处于与己大不相同的诸民族之间。他们始终没有安全感，担心遭德意志人支配或遭斯拉夫人吞没。这使匈牙利人产生霸道心态，决意把周遭的人全“马扎尔化”，以壮大他们的小族群，消弭族群竞争。首当其冲者是奥地利的罗马尼亚人。他们有三百多万人（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与匈牙利人一起居住于喀尔巴阡山盆地，匈牙利人不断逼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改说马扎尔语。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漫步于霍夫堡宫中

维也纳若有强有力的领导阶层且行事公正，或许能缓和这些问题，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始终予人软弱、敷衍的印象。他唯一一次御驾亲征，是一八五九年攻打法国人，战败收场，然后，在下一场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法战争，他把兵权交给一位看起来能征善战结果是个庸才的将领，于是再败。这使弗朗茨·约瑟夫变得悲观，失去自信。他不想听不中听的话，不想让需要做出棘手抉择的问题缠身，于是一八六六年后他身边全是一些受他信任的唯唯诺诺之徒和愚忠之人，例如效力他已久的朋友暨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Friedrich Beck）将军。这群人执行皇帝唯一不变的政策，即推迟问题，但绝不解决问题。诚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他们是“奇怪的一个小集团，古代的一帮幸存者，具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作风，坚贞不移”，但与时代脱节得可悲。[2]为防哪个人试图与现代搭上线，弗朗茨·约瑟夫不给他们有此机会：他要维也纳与布达佩斯的哈布斯堡王廷施行欧洲最严格死板的礼仪，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言，除非皇帝先找那人谈话。“那就像没有音乐的音乐喜剧，”有位美国旅人论道。[3]

一八五九年对法之战和一八六六年对普鲁士之战，改变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地位。在那之前，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强国，与英格兰、法国、俄国并列四强，比普鲁士或意大利还要强大。但在这两场战争中，奥地利将领白白浪费掉机会，仗仗皆输。自此，这个君主国虽不至于成为世人的笑柄，却也相去不远。

一八五九年的战败，激励维也纳深刻自省弊病。弗朗茨·约瑟夫的信心动摇。他首度同意成立议会，即一八六〇年的帝国议会，然后拿不定该采取哪种政体。在一八六〇年代，奥地利开始认真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该给国内的非德裔民族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程度的代议民主），而直到一九一八年底，奥国才摆脱这问题的缠扰。其处理方法之一，乃是“集权”，即由首都将帝国权力一把抓，并透过一高压的说德语的行政系统在各省贯彻帝国权力。另一个方法是建立“联邦”，即放宽皇帝和首都官员对地方的控制，让各省以本地人、本地语言管理自己。在一八六〇年代，这大体上意味着不只透过贵族——即这一君主国的“百户”，例如奥地利的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氏族、匈牙利的埃斯特哈吉家族（Esterházys）、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家族（Schwarzenbergs）——来治理，还透过地方议会和各地的民族社团（包括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人）来治理。

多年来，皇帝和其统治集团在联邦、集权两种方法之间焦虑不安地摆荡，忽而此法，忽而彼法，但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未能奏效。集权之路引发非德意志民族的众怒。在工业化、自由主义发端的近代，要透过贵族施行联邦制，已走不通，而若要透过“青年捷克党”（Young Czechs）之类的中产阶级民族社团来施行联邦制，必然导致地方脱离自立和解体。在奥匈帝国的十七个主要地区中，只有六个地区由单一民族组成；其他地区都是潜伏着民族冲突的火药库，例如波希米亚境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为语言、就业、地位的问题在城镇、乡村互斗。[4]弗朗茨·约瑟夫三十岁时（他活到八十六岁且至死才退位），奥地利就已无法运作，已如同一只太胖、太笨重而飞不起来且行动太迟缓、太无自卫能力而无法在地面存活的渡渡鸟。

一八六〇年代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立即注意到这点。自一八五〇年代俾斯麦说“中欧不再容许两强并立”之时起，他就看奥地利很不顺眼。一八六六年他把矛头对准弗朗茨·约瑟夫，要求自拿破仑战争结束起即由维也纳宽松领导的德意志诸邦改奉普鲁士为主子。弗朗茨·约瑟夫以其一贯乱无章法的作风，权衡妥协开战的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开战以“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他不够深谋远虑，总是为虚无缥缈的“面子”而战，而非为具体可见的利益而战——一九一四年时他又这么干。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时，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若以战争之外的手段来保住颜面，会远更符合帝国的利益，将既能保住奥地利的大国身份，同时又能免除两个历来交好之国的毁灭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