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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

在这段时间，1950年，罗森塔尔发自联合国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现在头版上。他是从1946年开始报道联合国活动的，当时特纳·卡特利奇想看到对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在纽约市生活的特写报道，向城市版主任表达了这种想法，罗森塔尔承担了这项任务。特写对象是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于是罗森塔尔一整天都跟着葛罗米柯，乘坐出租车跟在葛罗米柯的豪华车后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幸运的是，葛罗米柯似乎没有意识到罗森塔尔在跟着他——在这天下午进行观光，绕着曼哈顿的大部分街区转。罗森塔尔在一辆出租车里追随着他，记下了全部旅程，观察葛罗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华车，纽约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罗森塔尔的报道，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叙述性报道，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它在《纽约时报》上占了很大版面，并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张地图，确切地显示出葛罗米柯到哪里旅行过。这篇文章使得罗森塔尔进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

当时，1946年初，联合国的会场设在布朗克斯的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校园的临时场所，离罗森塔尔和他母亲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站地铁。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务——《纽约时报》给了联合国的日常活动几乎是无限的版面，意味着专题文章和照片像新闻报道和文稿一样都能充分发表。罗森塔尔还幸运地碰上了自由的、不拘礼节的威廉·H.劳伦斯担任分社社长。劳伦斯允许罗森塔尔进行许多重要报道，还可以写关于这个千奇百怪的布朗克斯场面——如飘扬的旗帜、布鲁克斯服装、宽大的共产党人的裤子、印度的丝制莎丽等等——的主观印象文章。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较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在罗森塔尔看来，联合国似乎是一个自然而欢乐的地方。1946年安理会甚至在布朗克斯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了一些会议。在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分社就安置在女子发廊里。正是在那里，罗森塔尔第一次碰到了詹姆斯·赖斯顿。

罗森塔尔当时24岁，而赖斯顿37岁，是报社最受尊敬的和令人妒忌的一员。在罗森塔尔看来，赖斯顿似乎已经有了一切——成就、名望，而且身体健康；他迈着一个胜利者的步子走路，趾高气扬。他的面色很好，甚至连牙齿也很好，一头黑发。他上大学时曾是运动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健壮体形，一度曾是赢得高分的高尔夫球手。据说，上一年，即1945年，赖斯顿说服了有影响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去游说共和党，使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当年，赖斯顿在采访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时名声显赫起来，1944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指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在望，为协调战后国际关系，苏美英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由于三国在是否邀请中国参会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会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苏美英三国参加，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了协议，但安理会否决权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没有一致意见。第二阶段，中美英三国参加，对联合国组织问题做进一步讨论。]而第一次荣获普利策奖，正是这次会议为联合国做了奠基。在乔治城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参加了——之前，赖斯顿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意见书，在会议期间他可以翻阅他的档案，有根据地写写秘密的会议。不仅赖斯顿的记者对手被他的系列独家新闻所惊奇，而且许多外交官也感到惊愕。苏联人怀疑是美国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赖斯顿，而美国人则认为他是从英国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了资料。在给英国发出了一封提醒信后，在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这件事后，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拒绝会见赖斯顿，尽管他们两人是朋友，英国人也的确没有透露任何东西给他。哈利法克斯勋爵给赖斯顿解释说：“我不想以失去美国国务卿的友谊为代价来保持我们的友谊。”赖斯顿的线人实际上是在中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满意这次会议上的政治安排，因此愿意和《纽约时报》合作。这证实了赖斯顿给记者们的一个教导：“你们应该去找那些不高兴的家伙。”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特里格维·李和葛罗米柯，安东尼·艾登和伯纳德·巴鲁克，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