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2/9页）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
庞奇·苏兹贝格现在的开销更多了，但他挣的钱也更多了。《先驱论坛报》停办和针对新合并的《世界日报论坛》的罢工从1966年4月24日持续到9月12日，《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10万份，达到了87.5万多份，广告刊登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固定纯收入创了公司纪录——纯利润超过900万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纯利润仅为500万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报论坛》在1967年5月停办，《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突破90万份大关，广告刊登率又增加9个百分点。门罗·格林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自1946年以来就担任广告部主任的年已62岁的格林，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苏兹贝格期望有更高的广告率，不大关心广告商的反应或者广告行数暂时的减少，苏兹贝格还想把广告部、生产部和发行部合并起来，统一由47岁的年轻人安德鲁·费希尔负责，费希尔倡导使用电子计算机。只要格林还在，苏兹贝格就不能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格林习惯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门。苏兹贝格计划在1967年底宣布格林退休。格林满足于他获得的股权和一大笔退休安置费，愿意不声张地离去。
《纽约时报》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几年的印刷事务已经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巴黎，这个版在它18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都亏损——据估计，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1949年创办它以来共亏损1000万美元。但纽约的大多数编辑都推测，庞奇·苏兹贝格会继续容忍这些亏损。他们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对这个版负有义务，因为这是他父亲创办的。他们还认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是促销价值的有特权的一项，不同于《纽约时报》已停办的西部版，而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风险投资。
他们对这位年轻业主的认识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当时他宣布他准备关闭国际版。虽然在悉尼·格鲁森任领导的那年里它有了收益，它的发行量由4万份增加到4.7万份，广告量增长了20%，但它还是每年亏损150万美元。它依然无法赶上在欧洲已有79年历史的、出版势头强劲的巴黎《先驱论坛报》，该报最近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又使其实力大增。对海外美国人来说，巴黎的《先驱论坛报》比《纽约时报》形式更活泼，可读性更强。所以，因为不能战胜欧洲的《论坛报》，苏兹贝格便决定与之合并。通过这个版与对手的合并，他在新的经营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红利，这样发行量有望达到7.5万份到10万份。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它要发表詹姆斯·赖斯顿、拉塞尔·巴克尔和《纽约时报》其他专栏作家的文章，还要发表沃尔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尔德的文章，发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服务。这个新合并的报纸仍把《论坛报》的名字放在报头的显著位置，并且仍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负责监管。
悉尼·格鲁森留在那里完成了过渡时期，之后便回到《纽约时报》社，作为巡回记者帮助报道中东战争。不到一年他从《纽约时报》辞职，去当长岛报纸《新闻日报》（Newsday）的社长助理。尽管苏兹贝格竭力想挽留格鲁森，并派飞机把他从佛罗里达接到纽约，让他重新考虑去留问题，但当时也确实没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给格鲁森。虽然苏兹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国际版，但他并没有长时间为之烦恼，而是在纽约本社构思更重要的决定，他希望积累更多的资金，以便随时应付他看到身边可能出现的许多新挑战。
苏兹贝格主要考虑的是，有无可能在纽约创办一份晚报，因为随着《世界日报论坛》停刊后，纽约仅存《纽约邮报》一份晚报了。苏兹贝格有时感到纽约市既需要也应该有第二份晚报，但有时又拿不定主意。尽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倾向和对公众服务的愿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暂的《世界日报论坛》毕竟使它的老板损失了1700万美元。问题还不单纯是财务上的，而且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这第二份报纸也许是一个有新名字的、内容复杂的日报，以娱乐性、艺术性、政论文、社会评论为特色，时报公司有了这份报纸会不会影响已有的早报的名声和特点？苏兹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坚持早报报道的严格性而对晚报就放松这些原则吗？如果新报完全脱离了早报的基调和束缚，如果新编辑要求得到自主权，会不会在报社内重新引出过去的公国问题？最后也将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庞奇·苏兹贝格有无足够的时间奉献给第二份报纸？这种状况类似于50年前阿道夫·奥克斯想买下纽约的一家晚报《晚邮报》时遇到的情形。奥克斯最终放弃了那个念头，认识到买下《晚邮报》后肯定会分散他的精力。但奥克斯这个保守者，经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发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时报塔楼（即现在的联合化工大楼），九年后被迫迁移出来，因为它已无法容纳报纸的规模了。于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纽约时报》今天的总部，后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又扩建了它的两侧和配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