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第三（第2/4页）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好友陈子展问他何故，叶回答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鬟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求学10年，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也只喜欢其早期作品，对毕加索后来的立体主义画风深恶痛绝，但常书鸿更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他们争吵起来。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Dear Y T.,How have you been?）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章太炎的经学，他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陈寅恪爱作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他，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取名为《生死场》。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收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二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等袁同礼分手远离蒋的视野时，蒋就转回去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赶到向书主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收到毛泽东电报，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十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陈毅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说：“有了，有了，阎锡山的对子我对起来了！”他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看见黑压压的人头，心里一惊，呆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10多分钟就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除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还有郑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紧张教余、撰述之余，学者们也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见解，金岳霖有严重的畏光症，经常戴一副眼罩，郑昕则喜欢喝酒，搞逻辑的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唯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炼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