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第三（第4/4页）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李敖在“台大”“眼高于顶”，教授们对李敖也不敢小觑，甚至敬而远之。当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学生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潘让黄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七分钱，花去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怀素在没有回音后仍执意赴京，黄磬囊而出，给了他四十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老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十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不休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演。在满座博士面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霍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对文人相轻的学者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做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