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五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1894年6月，孙文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鸿章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打点行装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借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作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盛称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