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五（第2/3页）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了汪精卫的三篇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深恶痛绝，故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精卫等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胜利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未获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凯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问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说：“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做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改变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得太多了，只是被称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对革命怀有同情，他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胡适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