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见第十三（第3/4页）

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与轻与重。”周作人答说：“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王陆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唯王的哀文膺选，受世人称赞。他后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凄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雷海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无应付局面的能力。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

陈寅恪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开罗会议，蒋介石夫妇对英国不援助中国老底看穿。蒋在日记中说：“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楷模也。”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作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也。”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生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1945年7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作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做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秆，对他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瓣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四十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刚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最不满胡适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