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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