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二十四

龚自珍说，文字缘同骨肉深。

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英法同盟军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捕时，随从指着河水示意他投河自尽以免遭辱，叶睁大眼睛不说话。后来，叶名琛被挟至加尔各答，被囚禁处名叫镇海楼，据说他这时“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次年，叶名琛死在异乡。当时的人怒他辱国辱身，作了这样的对联来描述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胡林翼围安庆时，为视察军情而策马登龙山，他说：“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忧也。”到了江滨，他看见两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立马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他前已得病，从此更重，不数月，薨于军中。盖贼之必灭，胡胸有成算，只是看见洋人势力，则国运国势国是，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敬铭每与胡林翼论及洋务，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李鸿章总结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他自称“裱糊匠”，无论怎么涂抹裱糊也徒劳无益。

吴汝纶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到马关春帆楼上，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变期间，一批守旧离职的官员，以为民气可恃，如端亲王、刚毅等力主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且伪造了英国公使照会，内有要慈禧不再干政、还政光绪的话。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光绪亦在座。侍郎许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说话间许声泪俱下，光绪听了，拉着许景澄的手大哭。慈禧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于是决意宣战。许景澄被处死。

邹容曾说：“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宋教仁说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陈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陈天华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道：“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关系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韩衍问：“铜与铁者皆金类也，刀，何怨而断志士颈；铜，何德而铸志士像？”

良弼被杀后，京城风云至急。赵秉均、胡唯德、梁士诒三人入朝见隆裕皇太后，隆裕掩面泣云：“我们母子两人性命都在你们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地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两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临时政府会议期间患病，告假南归。2月25日去逝，临终之际喊道：“死后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1917年，蒋梦麟回国，理由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他后来在日本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稍后他看见日本人陶醉于对俄战争的胜利，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他说：“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陈延年到苏联学习时，吃饭、穿衣、住房，皆为学校供给。虽然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菜也只是配给，不能吃饱，但陈对郑超麟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

荣宗敬说：“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陈光甫引申说：“上天简直不使我们做人。一般人生来都是穷苦，国内谋生艰难，生在山东的跑到东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广东人到欧美去求生活。”

武训对上义学的孩子们说：“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要忘记穷人。”

1924年，于右任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被难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陈尸道旁，见者鼻酸。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33年2月，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艰苦努力，使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当是时，日军发动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人急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可是中国军队一再溃退。日内瓦的外交官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说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此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轻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顾维钓晚年忆及此事，仍是“犹感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