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欧亚研究》发刊词

所谓内陆欧亚（Eurasia），也称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世界主要初级产品供应地和重要的消费市场。上世纪以来，由于这一地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被逐步揭示，内陆欧亚学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之一。

自古以来，内陆欧亚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范畴，就生产、生活方式而言，其北部主要是游牧、狩猎和半游牧区，南部分别是东亚北方旱作农耕区和内陆沙漠绿洲区。其间，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形形色色的游牧部族。有史以来，北方的游牧民和与之为邻的南方的农耕民之间充满着和战相续的故事。北方草原是南方以农立国诸民族战马的主要来源地，定居民生产的谷物则是游牧民度荒过冬的必需品。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依存的关系的基础，是久已存在的草原的畜产品和农耕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在战争时代表现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掠夺，在和平时代则为贸易和通商。

从语言和种族上看，内陆欧亚的北部在古代主要是操满—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萨莫耶语、芬—乌戈尔语和印欧语等的民族，南部从东到西居住着操汉—藏语、茶罗毗陀语、印欧语、闪含语的民族。从史料和文献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区分别使用过汉、满、蒙古、突厥（包括畏兀儿文、察合台文等）、藏、梵和佉卢、中古伊朗语的各种文字（粟特、花剌子模、和田塞语等），以及希腊、拉丁、波斯和阿拉伯文等各种文字。

内陆欧亚长期以来受东部的汉文化圈，西部的东地中海文化圈（包括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以阿拉伯、波斯为代表的穆斯林文化），南部的印度文化圈，和北部的突厥—蒙古文化圈的强烈的影响。古代史家通常将内陆欧亚游牧部族的活动作为定居文明的边缘附属物加以记录；在汉文、古波斯文铭文、希腊和拉丁文献、亚美尼亚、佛教文献、中古伊朗语文献、穆斯林文献中都保存着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记载。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冒险家蜂拥而东来，沙俄亦沿陆路东向发展。自19世纪中叶起，进入欧亚内陆“考察”的西方和俄国人日渐增多。所谓“东方学”便在这样的土壤、气候中蓬勃兴起，研究对象也逐步从起初的中、近东扩大到欧亚内陆地区，其诸学术分支中，以汉学、佛学、伊斯兰学、藏学、突厥学、蒙古学、满—通古斯学、阿尔泰学、伊朗学、中亚学和梵学（印度学）等对内陆欧亚研究的价值最大。而长期以来的研究实践使各国的学者们认识到，研究内陆欧亚任何局部都必须胸怀全局，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内陆欧亚学的建设，重视带有全局性的课题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局部研究才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具体而言，中亚、北亚、东北亚乃至东欧、中欧历史的研究必须与整个内陆欧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内陆欧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于是应运而生。

文化上的多元性使研究内陆欧亚的学者可以而且必须从多种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比如研究塞种（Sakā）的历史必须同时依据古波斯铭文、希腊文和汉文、梵文的史料；研究嚈哒的历史也必须掌握汉文、亚美尼亚文、希腊文、拉丁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的史料；研究哈萨克族古代史，则既可从大食、波斯地理学家的作品和汉文史籍有关欧亚草原游牧民的记载入手，亦可以汉文史料、《元朝秘史》或深入欧亚草原的欧洲传教士的记录等为主；研究蒙古史可以重点利用历代汉文和高丽史料，亦可分别以蒙古文、满文、藏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拉丁文、畏兀儿文、察合台文及俄文史料为主；研究满学除需充分征引满文文献外，还应注意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族语言资料和世界阿尔泰学的成果，诸如此类。这说明世界各国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均可以自己的专长从事内陆欧亚的研究，而内陆欧亚学也需要世界各国各种学术背景学者的通力合作。

由此可见，内陆欧亚学是一门介于北方民族史、中亚史、北亚史、东北亚史、伊斯兰文化史、俄国史、亚洲史、欧洲史等诸学科领域之间的学问，其特殊的魅力和多彩的面貌，常常使研究者深感个人在科学面前的渺小——只有时时从邻近学科汲取营养，更新知识结构，永无止境地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才有可能不断推动这一学科的进步。知己知彼、兼通中外，则是内陆欧亚学对我国的研究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数千年来，内陆欧亚及其周边地区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欧亚草原东西相距虽然遥远，但其间并无艰险的自然屏障，因而这里所有的游牧民有很大的流动性。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史前时期操欧罗巴语诸部族的东迁，深刻地改变了我国西北地区的种族和文化面貌。此后，匈人、嚈哒人、阿瓦尔人等部族一批又一批地西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亚乃至欧洲的历史进程。而辽金时代源于我国东北辽河上游奚族故地的蒙古伯牙兀氏（Bayaut）远徙欧亚草原，定居于押亦水（Jayaq，即今乌拉尔河）与亦的里水（Etil，今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域，成为钦察突厥的一支，蒙古西征后又随蒙古军回到东方，其主要代表为元代朝中显赫的吐吐哈—床兀儿—燕帖木儿家族；发源于吐蕃的喇嘛教在明代为鞑靼接受之后，迅速散布到北起贝加尔湖的布里雅特蒙古，西及天山南北和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吐尔扈特（卡尔梅克）蒙古的广大地域；则是内陆欧亚内在联系的典型例证。

就我国历史而言，汉、唐、元、清时代中原政权在西域与大漠南北的活动，以及先后存在于中原与内陆欧亚邻接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都是我国文化、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我国12亿人民今日拥有的赖以为生的辽阔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我国同内陆欧亚的历史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内陆欧亚研究可以说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就保存着有关内陆欧亚最古老的记载。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为当时称雄大漠南北的游牧部族匈奴单独立传，以《大宛列传》介绍西域诸国的情况，还在一些人物传记，如卷119《李将军列传》、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生动地描述了中原与北方草原交往的历史。他按民族、地域描述欧亚内陆的框架体系，被许多史学家继承。后代史书中的《四夷传》、《东夷传》、《北狄传》、《西戎传》、《外国传》，连同浩如烟海的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杂史、笔记、游记、金石和方志中的有关部分，都是古代中国学者对内陆欧亚进行研究的出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