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盛唐之音（第3/5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音调……。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尽管时代的原因使李白缺乏庄周的思辨力量和屈原的深沉感情，但庄的飘逸和屈的瑰丽，在李白的天才作品中确已合而为一，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音诗的极峰。

然而，这个极峰，与文艺上许多浪漫主义峰巅一样，它只是一个相当短促的时期，很快就转入另一个比较持续的现实主义阶段。那就是以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其实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

（二）音乐性的美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邈。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髙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时代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上述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冯（承素）虞（世南）[图版38]、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风流敏丽，到今天仍然不失为优美的范本。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像虞、欧、褚、陆诸人，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亭亭玉立么？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这就与诗中的陈子昂一样，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以张旭、怀素[图版39]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岩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送高闲上人序》)不只是张旭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便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溶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自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都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世俗性的欢快心音。

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宜矣。内容前面已说，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形式。“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髙髙秋月照长城。”诗与歌、琵琶、乐器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新声、音乐是它的形式，绝句、七古是它的内容；或者反过来说也行，绝句、七言是形式，音乐、抒情是它的内容。总之，它们是紧相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人说，“宫掖所传，梨园子弟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王江陵三人旗亭唱诗的传说等等，无不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后人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王世贞:《曲藻》）五古从汉魏起，到唐代实已基本做完；五律则自初唐燕、许搞定形化以来，成为终唐之世的考试体裁、正统格式；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到宋以后才大流行，所有这些形式都基本是文学的，而不是音乐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