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

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

岳飞为什么会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且不说专业历史学者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说，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从评书故事里、口口相传中略知一二。简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手操办的，高宗怕篡权，秦桧害忠臣。然而这样的解释又难免过于笼统与符号化，不经意间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恶二元两分的思维窠臼。

岳飞出身农家，在靖康之变纷纭扰攘之际，几次三番毅然从戎，投身于保家卫国、进而一雪国耻的战斗中，不但剿灭了威胁南宋社会稳定的内乱——流寇与农民起义，还在抗金前线奋勇杀敌，令敌人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从一个基层的小校，历经十多年即成为当时守护一方的类似大军区司令级别的人物，最终官至枢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兴四将”之一。他心系民瘼，治军严厉，在当时兵匪一家，多数南宋军队在烧杀掳掠、戕害人民方面与匪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岳飞培育出一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纪律森严的部队，使他的士兵成为深受当时人民爱戴的子弟兵。

然而，“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的战功赫赫的“精忠岳飞”，最终非但没能在民族战争的疆场上大展身手，实现“直捣黄龙”的夙愿，反而在年富力强之际身陷囹圄，最终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叹息。于是千百年来，岳飞被害的因由，一直为大众所关注，所探究。特别是，到底是秦桧还是高宗痛下杀手，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没有秦桧的苦心经营，栽赃陷害，高宗很难抓到缢杀岳飞的口实；而没有高宗的首肯，秦桧绝不可能有机会除掉一员大将。从这一点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责任难分伯仲。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神圣形象，当时与后来的许多记载，都把秦桧视为杀害岳飞的元凶。这个，国人应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到底是高宗先动的杀机，还是秦桧先有心思，欲必置之于死地，凭借当时和后来被屡次篡改、又历经近九百年而残存下来的有限文献，凭借对世俗人心的揣度，想厘清真相绝对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岳飞为何遇害？

近九百年来，岳飞之死一直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有所论说。概而言之，无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高宗对武将的猜忌与岳飞的质直、强项

宋代开国以来对武将的提防，已经内化为赵宋皇帝的遗传病，世代相传。宋之前的五代，不过短短53年，却有“六姓十三君”，军事政变接连不断地上演。及至太祖赵匡胤开国，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传奇，也不过是武将政变夺权的再一次重现。既有前车之鉴，宋朝历代皇帝对有威望的将领的猜忌与有意压制极其常见。此外，在两宋之交、版图震荡之际，高宗赵构一方面必须依仗军事将领为其赢得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却一直对武将“不尊朝廷”心怀疑惧，深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苗刘之变”，给高宗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在这种情势下，赵构特别忌讳武将的难以控驭，特别忌讳武将的结纳民心。他曾对张俊说起郭子仪的故事，勉励告诫他“若知尊朝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而岳飞恰恰是一个“质直、坚定、强项”的人物，或者往严重点说，有些桀骜不驯，甚至有赌气使性的时候。

岳飞桀骜不驯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现出来。当时，身为高宗大元帅府下属低级官吏的岳飞因越级上书，反对京师南迁，被革职归田。回乡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抚司，在那里，岳飞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张所。招抚使张所赏识岳飞的军事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统制官。但不久岳飞却因与上级意见不合，不顾军纪，带领部属分裂出去，擅自行动。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如果说，这次违背上级命令，岳飞年方25岁，年轻气盛，是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后的绍兴七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是南宋极重要的大将。这一年，高宗起初答应岳飞要将大将刘光世的部队并入其麾下，后来却出尔反尔，让岳飞壮大队伍、措置北伐的计划遭挫。倔强的岳飞，竟向高宗上了乞罢帅职的奏疏，且不等答复，就怒上庐山给过世多时的亡母守丧去了。高宗派岳飞的部将上山请岳飞回来，岳飞拒不接受诏命，僵持了六天，最后部下无可奈何地质问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托，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毫无疑问，岳飞赌气使性，连部下都认为是欲“与朝廷相抗”，那么，比岳飞还小四岁的高宗岂能不怒火中烧？但高宗竟然容忍了，当面说了些“朕实不怒卿”的话宽慰岳飞。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造成岳飞一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并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北伐前线召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地守丧去了。岳飞与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经过这些事件，愈发淡薄。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范增就曾提醒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不贪图物质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赚取人望，包藏觊觎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图自保。而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赵构就不能不大动肝火了。

置岳飞于死地的“罪证”中，有一条就是高宗亲自定性的：“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岳飞到底曾否说过这样的话，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是大有疑问的。但不论如何，上述高宗的话，足以见其对属下“附下以要誉”的警惕和极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飞深得百姓将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