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2/14页）

观点二：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曾响彻朝野，起到了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们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说到高宗痛处，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合议达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一个闲职就感激不尽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钦宗所讲，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赵构还是不愿一时心软，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免得养虎为患。从高宗的一己私利出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颇为英明的决定。

后来的明朝“夺门之变”，就足以证明废帝还是有号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怜的钦宗只能在北国边陲，望断南飞雁，郁郁中客死他乡。不过但凡钦宗明智一点，也能料想到这个结局。钦宗在位时，金人包围开封，提出以亲王为质，以表达求和诚意，那时不正是钦宗指派赵构去干这个苦差事（当然，后来赵构因祸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报李，这回赵构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表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赵构，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有限领土内的统治秩序，考虑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内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还有不甘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待至将领们陆续平定了内乱，宋高宗又觉得将领们势重难制，担心尾大不掉。于是长久以来，结束战争状态，巩固对内统治，就成为高宗的首要目标。说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只知妥协求和，未免太小瞧了这位中兴之主。宋高宗再昏聩，也不可能在统治牢固的基础上嫌地盘太大。此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意味着必须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兵燹之余，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凋敝，对民众的过量诛求，已经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力不从心。于是一旦条件允许，他是决计于不惜代价求和的。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大将保卫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矢志抗金，恢复故土，反对苟合的岳飞，就不能不被赵构等一班人所厌恶，所嫉恨，所抛弃。正是与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

观点三：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

岳飞本人政治上幼稚，不知忌讳，对权力交接说三道四。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昚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昚为太子，将来入继大统，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愈发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岳飞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昚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会不会以拥立新君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刘之变会不会重新上演？就算是憨直的岳飞完全出于忠心吧，如果将来赵昚果真做了皇帝，现在这种支持算不算是一种献媚和“要君”的资本？如果将来继位者与岳飞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势必难以相处，而君臣相疑，定非国家之福。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越职”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谁应当继位这类问题上，心中不是没有想法，但在关于权力交接的议论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有个性，以敢批逆鳞闻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事件的后果看得非常严重。虽然后来高宗貌似并未深究此事，反而让人安慰岳飞，但很多人都同意，这是导致了赵构与岳飞离心离德的重要事件。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岳飞被害的常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四月下旬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到八月初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再到十月将岳飞从庐山上诓骗回临安投入诏狱，中间历经了数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陈年旧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时才被拿出来重提，并促使高宗痛下决心杀害岳飞呢？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高宗与秦桧一伙，慑于岳飞的崇高威望与军心民心所向，不敢贸然处死民族英雄。这数月间，正是忙于栽赃陷害，制造口实。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桧一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