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第2/8页）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

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

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并不是大贵族，也不是贵族院，而是下议院。他们决心在国家争取过去未曾占有过的地位，在政府施展从未有过的影响。他们漠视国王虚张声势的威吓，尽管态度傲慢，但在言辞方面还不算失礼，却表示一切已完全改变。他们在思想上自视甚高，决心采取权威的行动。这种思想革命的秘密影响已经广为散播，以致在1621年间，詹姆士在等待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他们是来向他提出严厉抗议的），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他的讽刺中会少一点痛苦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