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3/5页）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3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认识实际上是多么鄙陋。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尽管模糊，但是清楚的是，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企图利用诡辩学派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工具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发现隐藏在习惯之后的普遍真理的标准。更不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满意于他所找到的这种普遍真理。但是当公元前339年一群民主派政客指控他蛊惑青年和不信仰雅典的神而审判他时，他宁愿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断言他必须首先而且一直服从判决，甚至不惜冒与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风险，如雅典指控和判处他死刑的法律。

当苏格拉底根据雅典法律服毒自尽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还是一个青年。像许多围绕在苏格拉底身边、聆听他攻击暴发户伪善的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柏拉图出身贵族，甚至声称是雅典早期国王的后裔。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柏拉图来说，重大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方面的：如何使事物井井有条，以便有德行的人能够统治国家，公正能够盛行。但是真正的改革需要真正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那么一个人的观点就不比另一个人的观点更好，而且难以避免剧烈的派系纷争，这种纷争正在使雅典走向分裂。为了这种知识追求，柏拉图献出了毕生。为此，他汇集了希腊早期各种思想流派，为后来西方哲学提供了大量术语以及核心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知识与观点的关系、理念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天真但是必要的问题，如真、善、美的性质。

柏拉图撰写了两部对话集，他在这两部对话集里描述了建立在真理和公正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但是当他试图把他的理念转化为实际时，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发生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邀请柏拉图前往的政治家不能说服该城邦的年轻统治者转向柏拉图研究所提出的政体。到晚年，柏拉图似乎从知识和写作活动中找到了实际领导权的部分替代品，虽然他觉得他有权获得领导权，但是他严厉而不受欢迎的观点使得它们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不可能实现。他创办的阿卡德美学园变成了哲学、数学和科学活动的中心，它持续了900多年——比任何现代大学的历史都更悠久——其中大多数时间里，阿卡德美学园使雅典成为古典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在创立吕西昂学园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许多年里都是阿卡德美学园的成员之一。他理所当然地过着职业思想家的生活。太阳底下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太阳之上也是如此——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之外。他创立了一种综合性的、推理严密的哲学，为各种重要的事物提供温和的、常识性的答案，为追随者留下非常少的需要处理的未解决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丧失了独立，希腊生活中的政治火花已经消失了。哲学越来越变成生活的指南，满足希腊世界富有而受过教育的人的需要。当哲学的中心任务变成为出身高贵的人确定合理的行为准则时，真正扰乱人心的新思想和新信息就变成了禁忌。随着这些变化，对探求真理的渴望——诡辩学派的雄心壮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终生对确定性的不懈探索，刺激亚里士多德渴求新知识的智慧——都消失了。因此，希腊哲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他们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人类思想、信仰、知识的本质等问题，仍然萦绕在后人的脑海里，并且以一定的思辨性鼓舞后人思考真理的复杂性，较早的思想家和那些不熟悉希腊哲学传统的人对真理复杂性的认识从来不能与希腊哲学家相媲美。因此，通过利用人类理性理解世界的大胆努力不是徒劳的，这种努力由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发端，公元前5～前4世纪，雅典热切地扩大并增强了这种努力，尽管最终在人类的理性中，信仰被磨损了，亚里士多德死后，人类的理性变得明显了。

科学、雄辩术与历史学

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38年）使雅典的伟大时代结束之后，希腊科学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几何学和天文学受到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密切关注，亚里士多德非常有说服力地使物理学知识系统化了。与此同时，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创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医学学校，强调仔细观察和诊断疾病，不是把疾病的原因解释为恶魔附体——中东的通常观点——而是人体内部体液（称为“脾性”）失衡。

雄辩术在希腊教育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民主城邦，熟练的公共演讲是从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公共演讲丧失了政治功能后，雄辩术仍然受人崇敬。雄辩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纠正错误的规则，端庄优雅的演讲本身最终就变成了一种崇敬的目标，无论演讲者说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与否。只有当雅典的主权终结后，雄辩术才衰落为礼节性的技巧。直到那时为止（此后也零星地），公民大会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事务，这些事务为雄辩术提供了紧急而不可避免的话题。

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历史学是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约卒于公元前425年）的研究所创立。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迷人而散漫的记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给予希腊人和野蛮人“适当的奖赏”。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并坚信希腊令人惊奇的胜利证明了自由、自治的共同体比貌似最强大的君主制优越，因为在君主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国王的意志。雅典是希罗多德所叙故事中的英雄，但是他也始终意识到，人们仍然位于神之下，听从无法控制的命运摆布。夸夸其谈和虚荣导致神意的报复——反复出现于希罗多德书中的一个主题，他以此解释薛西斯入侵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