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4/5页）

修昔底德（约卒于公元前400年）是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诡辩学派和理性主义盛行时，他在雅典长大。与希罗多德不同，他不相信神能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修昔底德认为国家就像人体一样，由于各个部分失衡容易引起混乱的疾病。他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期的同族仇杀的战争。进程曲折、造成城邦内部高层分裂的战争，给予他大量机会观察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病变状态。

修昔底德最初不是一个被动的战争观察者。公元前424年，雅典人选举他为将军，但是当他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时，他们又流放了他。因此，修昔底德没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他着手仔细寻找交战双方已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许期望诊断出国家的不幸根源，作为治愈它们的必要基础。

修昔底德从未变成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既不简单地蔑视道德，也不相信人类事务的超自然秩序。当雅典进入最终拼死一战时，修昔底德这个雅典人可能开始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个蔑视正义、居功自傲、骄傲自大的城邦遭到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的惩罚。当修昔底德发现他的题目不适合这种范式时，他开始彻底修改他的叙述，赋予雅典城邦悲剧中的英雄角色——由于自身的伟大和固有的缺点，雅典遭到背叛。因此，他以散文方式把悲剧作家的传统应用于当世历史写作。希罗多德曾经以欧洲与亚洲之间最近的冲突历史发扬了这种熟悉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更早的事例就是荷马《伊利亚特》所记叙的。

在雅典呈现的衰落景象面前，通过把精确的细节与深刻的分析和极力抑制的热情结合起来，修昔底德践行了他自豪地声明写作“不是为了一时的获奖论文，而是永恒的财富”。

建筑和雕刻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雄伟的建筑几乎完全局限于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传统形式把建筑师的任务限定为使比例更匀称，细节更精致。但是建筑师也花费精力在圆柱外表的细微弯曲和圆柱基座上的花饰，赋予完成后的建筑物一种视觉上的精确和优雅，否则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

公元前5～前4世纪的原创雕刻幸存下来的足够多，使我们能够认识希腊雕刻艺术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后世的批评家赞美菲迪亚斯（约卒于公元前431年）为最伟大的雕塑家，但是明确由他亲手创作的作品没有一件留存于世，虽然他规划了帕提农神庙的雕刻装饰，而且也许实施了其中一部分。他的杰作是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以及在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像，它们都用象牙和黄金装饰。由于贵重，所以它们也都彻底消失了。但是文字描绘清楚地表明，菲迪亚斯赋予这些伟大的雕像冷淡的高贵和平静的美感，即使多年以后，当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众神时，这些雕像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像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菲迪亚斯生活在表面上旧信仰和虔诚仍然有效、只需要更精确和充分表达的时代。菲迪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做着其他人用文字所做的工作：重塑并丰富了古老的观念，使它们适合他们生活的更精致的时代。

虽然后来的雕塑家仍然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但是菲迪亚斯所表现的平静自信和内心平和再也没有被后世所表达过。一种更自觉的、戏剧化的风格出现了，如普拉希提勒斯（约卒于公元前320年）的著名雕刻作品《赫尔墨斯》就完全失去了菲迪亚斯作品的高贵和尊严。但是他的赫尔墨斯既不雄伟也不强壮——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想象中的漂亮玩偶。

因此，在我们已经记录的每种努力中，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膨胀起来的确定性和自信心，朝着更多样而复杂的前景发展。分裂引起纷争，有时甚至导致幻灭。但是曾经如此高涨的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熄灭，在雅典第一次盛世消失许多世纪之后，希腊文化形式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民族。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变化

希腊政治和社会演变加强，甚至也许造成了这种文化转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后，希腊许多城邦内部贫富之间的相互敌视变成经常性的。猜忌和恐惧使各个阶层离心离德。以前在方阵共同服役而培养的士兵团结心理消失了，因为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公民不再直接参加战役。

雅典的统治地位让位于斯巴达的霸权。虽然他们都宣称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但是斯巴达人证明，自己至少是像雅典人一样严厉的盟主。因此，雅典霸权很快便恢复了；但正是底比斯城邦首先在战场上打败斯巴达（公元前371年），从而开创了底比斯对希腊各城邦的短暂霸权。接着，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王国的干涉把更强大的政治统一带入希腊各城邦。但即使马其顿在克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明确地证明了军事优势之后，希腊人仍然顽固地向往地方自治和城邦独立，以致只要马其顿实力出现削弱迹象，希腊人就会产生摆脱事实上非常轻微的枷锁，获得自由的希望。

但是公元前338年后，经济和军事组织的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任何城邦都不能行使真正的主权。一支训练有素的方阵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多是雇佣军而已。毕竟过去的公民军队是依靠方阵士兵之间相互配合的感情。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到处出现了派系倾轧的痛苦，所以公民不再完全互相信任，大多数公民军队再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职业军队开始补充并逐渐取代公民军队，特别是在可能持续几年的远征中。依靠拥有足够土地或其他带来收入的财产维生的公民更喜欢待在家里，放弃了他们祖先曾经认为是唯一适合自由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的艰苦和英雄角色。

当上述情形发生时，生活的私人空间开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政治对希腊人想象力和情感的全面控制变得松弛了。希腊世界的穷人、被剥夺了权利的公民、无地农民、逃难者、外邦人和奴隶数量增多了。即使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合法发言权的公民也发现这种特权正在逐渐变得空洞。公民声音似乎仍然能被听到的个别城邦则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方面，整个希腊都已经变成了军事和外交棋盘上的一枚小棋子，这个棋盘被政府掌握的职业军队、海军和财源所支配，任何单个城邦都无法达到这种军队和财源的规模。

随着各地城邦主权的彻底丧失——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事件是其标志——希腊文明和文化丧失了最初的大部分锐气。只有少数精英能够分享经柏拉图详细阐述的哲学的精妙，理解普拉希提勒斯的雕塑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细微差别。卑微者、文盲、遭受贫穷打击的芸芸众生走一条道，而富人和出生高贵的人走另一条道；曾经短暂地联成一个整体的城邦战士只残存于人们的淡淡记忆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