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 (公元200~600年)(第2/4页)

梵文大肆复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各地方言之间交流困难的加剧。正如日常宗教不同一样,文盲的口语种类增加了,与阿育王统治时期相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必要懂得通用的语言,阿育王时期方言较少,交流的困难比较容易克服。

但是使梵文得以复兴的重要事实是书院制度,任何追求知识的人都能在书院学习梵文。一群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追求同样的知识,并且世代相传。在笈多时代,这群受过教育的人在各个文化活动领域里实际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他们取代了原先把梵文学术当作无助于灵魂得救的包袱的佛教徒。佛教在印度最终失败的一些原因已经在第四章讨论过了。婆罗门梵文学者里随时准备积极地应对此后三四个世纪来自希腊、伊朗世界的外来文化刺激,这是他们能够战胜越来越富有、与世隔绝、遁世的佛教僧侣的另一个原因。

梵文学术视野扩大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天文学和医学领域,希腊对它们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吸收希腊关于天体运行的机械论以及占星术所需的数学知识没有使梵文学术僵化为呆板、异化的模式。相反,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数字表示法的十进制就于公元270年前出现在印度。我们称为“阿拉伯数字”的简便数字表示法与字母文字一起,被认为是人类最杰出的发明之一,而阿拉伯人正确地把它归功于印度。一旦这种数字表示法被发明,那么计算就变得相当容易和快捷。因此,市场事务和理论数学家的抽象思考都被极大地促进。同样,完善的数字表示法传播得非常缓慢。在很长时期里,它仅仅是专业人员的数学玩具,他们也继续使用古老的数字表示法。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才在日常计算中使用,两个世纪后,这种数字表示法传播到欧洲。

梵文文学

梵文学术的核心不在自然科学,而在文学和语言学成就。由于拥有古代的、学术的和宗教的语言优势,所以语法学得到了发展。帕尼尼编写了一部经典的梵文语法,但是他的生活时代难以确定。

同样,印度两部伟大英雄史诗的准确文学历史也难以复原,因为经过长期口头流传和加工,它们留给现代学者进行分析的线索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似乎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笈多时代编辑成型。《摩诃婆罗多》是一部长篇史诗,篇幅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3.5倍,它记录了大量事件,但其核心是古代敌对的贵族战车兵联盟之间的英雄战争故事,它们肯定来自非常古老的雅利安时期游吟诗人的歌曲。在某种意义上,背诵这些歌曲变成了婆罗门教仪式的一部分。婆罗门祭司认为,把传统神话中的血腥暴力与各种祈祷文和宗教教学课程混杂在一起是合适的。如果基督教的教父曾经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改编为基督教教义手册,那么效果将是相似的。贯穿主题的故事有时持续几百页。《罗摩衍那》的篇幅较短,编写得也更紧凑。它是英雄罗摩及其妻子悉多的故事,他们在漫长的冒险过程中经历了各种考验和苦难,最终得以团聚。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广为流传,至今仍然家喻户晓。许多故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非常类似希腊戏剧作家利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展开故事情节,或者如莎士比亚利用意大利和古典作家的著作来构思戏剧情节一样。后来印度的全部文学传统都是由此形成。在此期间,这两部史诗形成了迄今仍然可资借鉴的文学结构和讨论的宇宙观。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认定为《摩诃婆罗多》或《罗摩衍那》的作者;显然,两部史诗的文本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笈多时代最终定型。梵文戏剧的历史则不同,因为保留至今的戏剧都附了作者的名字,而且带有为王宫演出而创作的单个人的标记。一些希腊技巧的舞台术语的使用表明,希腊模式对梵文戏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因为梵文戏剧拥有自己的习惯,印度的戏剧作家通常取材于史诗的传统史料。

迦梨陀娑(约公元400~455年)是最著名的梵文戏剧大师。他的剧作被尊为经典,他创作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显示了优雅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有点儿太自觉和矫揉造作,所以强烈地吸引了20世纪西方人的注意力。迦梨陀娑作品的这些方面在他死后由其他宫廷戏剧作家继承和发扬,以致华丽的台词和技巧最终破坏甚至模糊了其含义。

笈多时代的艺术

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使我们对笈多时代雕塑艺术的情况难以做出公正的判断。后来穆斯林征服者以偶像崇拜为借口,系统地毁灭了印度北部的神庙。因此,笈多帝国中心地区印度北部保留下来的印度教艺术作品非常稀少。南部少量雕塑虽然可以追溯到笈多时代,但是相当粗糙,不能完全反映雕塑艺术水平。显然,在塑造形态可以互相转换的神的形象时,艺术家遇到了难题,因为印度教大量神祇都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后来的化身有关。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评价,但是这个问题在笈多时代没有被成功地解决。

另一方面,佛教艺术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阿健陀石窟中的绘画的确名不虚传,反映了笈多文化的奢华和细腻特点。少量佛教雕刻作品也幸存下来了,表现了同样的艺术技巧——仅仅带有些许颓废的暗示——那就是阿健陀绘画的特点。

印度宗教从未与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分离。法律著作、两大史诗、纪念性的神庙、宗教仪式上的雕像和其他视觉艺术作品,更别提无法复原的音乐和舞蹈作品,都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处理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确定人类经验的某个关键方面。但是,印度教明确的教义直到笈多时代后的几个世纪,当商羯罗(约公元788~850年)提倡一种僧侣的、卓越的哲学时才被编写,后来穆斯林和基督徒批评印度的传统信仰时,印度教的捍卫者经常引用这种哲学。

笈多时代在许多文化领域取得的完美成就给印度教和梵文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没有给它们注入任何迥异的或新的因素。一般认为,最完美和均衡只有在重大的创新之后才能取得。这是笈多时代作家和学者忠实地进行的工作,他们愉快地保持在前辈规定的范围内,能够以后辈无法超越的方式,完善和改进流传给他们的作品。

印度文明向东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