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第4/5页）

欧洲与其邻居之间关系的根本逆转发生在1000年左右。其标志是意大利造船业的兴起，它能够立即在地中海对穆斯林以牙还牙，另一个标志是基辅罗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纳的维亚的三个王国丹麦、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间）皈依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皈依基督教都标志着雄心勃勃的王权出现，王权期望基督教帮助他们驯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在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属物，如识字和有组织的宗教。

封建主义的开端

通过自发皈依而驯服北方蛮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功于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欧洲组织制度，在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击下，这些组织制度的效率就开始显示出来了。在东部，拜占庭帝国自身逐渐以很久以前波斯人开创的方式开始转型。封建制度沿着国家边境地区发展起来了，主要由地主维持被招募的重装骑兵，随时准备抵御邻近民族对当地任何形式的侵袭。这种转型涉及的真正风险是很大的。拜占庭最伟大的征服者巴塞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虽然最终成功地打败了保加尔帝国，把帝国的边境推进到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但是他险些被封建贵族的叛乱赶下王位。此外，乡村的强大武士—地主阶层削弱了城市在社会中的全面支配地位——这也许是与曾经在地中海打败阿拉伯侵袭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关的一个事实。

在西部，中央政权的确瓦解了。查理曼帝国不能防御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侵袭。而军事和政治领导权都落入鲁莽的地方领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装备成重装骑兵或骑士。但是西部的骑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装骑兵有一个重大差别。当这种昂贵的装备首次明确引入“远西”时，即查理·马特时期（714～741年统治），法兰克骑士依靠一种全新的战术。与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敌军射箭的做法不同，法兰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过猛然向对手发力，他们能够集中马匹和手执长矛的骑手的全部力量于一点，因此，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能够轻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阵型的防守。马镫的发明对这种新战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马镫可供站立，冲锋时骑士全身倾斜，那么兵器接触时的震动将把骑手从马背上耻辱地横扫下来。遗憾的是，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纪初法兰克人把马镫、盔甲、大型马和重剑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作战人员，论单骑决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对手。只要他们的人数保持很少，那么最新式的骑士就无法阻止蛮族的侵袭。但是地方防御的需要实在是迫切而紧急。结果，部分地由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夺王权和非正式契约，越来越多的农业土地被指定用于供养骑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欧大多数村庄已经被置于职业武装人员的控制之下，他们装备着战马、剑、盔甲和残忍的暴力设备。这样的骑士阶层不仅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采取攻势。

两种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新兴欧洲社会中世纪制度的范围和力量。一是重犁的传播，这在前文已经提到（第201页）。以这种犁为基础的农业为维持足够的骑士、使欧洲变得真正强大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欧洲北部海域贸易的发展。海盗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发现，当抢劫不再易行时，贸易可能是有利的。四处流动的商人、水手、业余海盗常常发现，在一个比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来是比较方便的，只要那里的交通路线和安全的港口能够带来适当的场所。中心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后来中世纪欧洲城市生活就兴起于欧洲北部的这些中心。对未来西方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欧洲城市居民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反对任何外来干预者。这赋予西北欧市民阶层显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市民所习惯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护社会优越者和礼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员。

骑士制度、重犁与道德独立的结合，再加上富有进取心的商业人口赋予了“远西”一套有当地特色的、新的、与当时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有成果的。通过建立风磨和水磨，新的机械动力来源被开辟了。这些都不是新发明：最早的风磨似乎出现在中亚，用于派遣祈祷者通过转动一个轮子到达佛教菩萨那里；水磨在公元3世纪就被安装在罗马附近的台伯河上，为罗马城的市民磨小麦。但是拉丁基督教徒建造了更多的风磨和水磨，并改进了设计，以便原先不得不利用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现在常常能够通过机械手段来完成。另一种重要改进是马颈圈，它第一次使马匹能够全力拖曳重物而不被勒死。马颈圈和防止马掌在坚硬路面开裂的马蹄铁使欧洲农民能够利用马匹作为生产牲畜，而此前马匹被严格地限于军事目的。由于马匹行走速度几乎相当于牛的两倍——牛是另一种替代的主要牵引牲畜，所以在耕地和其他农活中，马匹使单个农民也能够在同样时间里完成双倍的工作。

学术的衰落

但是从另一种程度上，“黑暗时代”的确与传统名称名副其实。在欧洲大陆，人们过分忙于钩心斗角，以致没有很多精力献身于文学或艺术。但是在爱尔兰和不列颠，一股突出的浪潮出现了，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标志是爱尔兰在圣帕特里克（卒于461年）的引导下皈依基督教。从此，在许多爱尔兰修道院中，异教的口头学术传统受到拉丁语甚至希腊语学术的滋养。传教士渡海来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其他人则光临大陆，在使大陆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比高卢或日耳曼本身保存的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文化。令人尊敬的比德（卒于735年）是这种传统学术的最佳追求者之一，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英吉利教会史》。他死后不久，维京人毁灭了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爱尔兰和英格兰所有其他学术中心，所以到公元900年左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了。爱尔兰和凯尔特欧洲其他地区再度陷入更广泛的欧洲世界的边缘和落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