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 （1000～1500年）（第4/5页）

在意大利城市的环境中，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诞生了。像人文主义者的西塞罗风格拉丁文一样，它也是小心翼翼地模仿古代样板。建筑方面，圆柱、壁柱、圆拱构成了“文艺复兴”风格起源的因素。绘画方面，只有少数古代作品样板能够得到，可能因此发展出更深刻的原创性。大约从1430年起空间和线条透视法赋予意大利画家系统、非常理性、有视觉冲击力的技巧，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排列物体。其结果是创立了一种强烈而独特的绘画风格，1500年后不久，这种风格走向成熟。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欧洲绘画的基本风格。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这种成功而冒险的新人文主义宣言和自然主义的兴趣则没有被表现出来。相反，欧洲文化传统中各种不协调因素之间的某种僵化起了阻碍作用。当雇佣军在法国富庶地区大肆抢掠财产焚烧房屋时，华丽的宫廷骑士精神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残酷现实是多么不协调。大众的不满情绪在农民起义和诸如英国的罗拉德派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新异端运动中得到了宣泄。

欧洲文化的中世纪结构显然陷入了困境，但是对它的最终批判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只能由重大历史事件才能决定性地发起，如海洋向欧洲船只开放，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宗教改革。但是，关于现代欧洲起源的问题将留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

日本

日本早熟的宫廷文化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当帝国权力变得只不过是影子的时候。但是作为日本社会穿过北部群岛扩张先锋的边界贵族并不分享或崇敬第一个宫廷从中国唐朝全盘输入的优雅而反军国主义的文化。相反，他们发展了一套行为准则和武士道，强调作战勇敢、忠于选定的主人、每个武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尊严，无论多么贫穷或多么绝望。武士（日本武士被称为samurai）道变得严格而有约束力，甚至变成了成文法令。它起源于成功的军队纪律和精神，这是个别军官为了自己或部下扩充势力而招募的军队。当然，一支成功的军队占有一片领地，从领地居民那里征收捐税。世袭占有变得普遍了，但是为了保持已经赢得的一切果实，还需要持续的警觉和随时准备在战场上证明个人或集体勇气。经常性的地方战争是其结果，因为不同战斗队伍的成员之间的任何争论都只能依靠刀剑来解决，也正因此，一支战斗队伍内部也不是一直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成员之间的分歧。

因此，日本的封建主义非常类似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封建主义。甚至日本保存下来的不起作用的帝国最高宗主权也类似于欧洲人模糊的帝国观念。当然二者之间有重要的细节差异。例如，日本武士组成宗族（真实的和假想的），而欧洲的骑士被契约关系——臣服礼和效忠礼——而不是被家族关系所束缚。此外，维持日本作战阶层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欧洲。像中国一样，依靠手工劳动的精耕细作在日本盛行，稻田在这种耕作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相应地，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构成了整个日本社会非常贫穷但勤劳的大众基础，因为日本平均每个家庭生产的余粮比欧洲农民要少。

大约在1300年以后，日本社会中的第三种成分开始取得更突出的地位——那就是聪明的市民和水手。对中国的先进航海技术的重大改进使日本社会能够出现这种发展。指南针、可调节的船板、龙骨、布帆而不是狭小的竹制船篷、造船规模和力量的增加，都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这使日本的船只沿海航行变得切实可行，甚至跨海航行到达中国、东南亚、比较近的太平洋各岛屿。捕鱼业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然后，当中国在15世纪30年代退出海洋时，日本迅速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占据了海洋优势。

在这些情况下，海盗活动和海上抢掠为那些缺乏足够的土地或在地方斗争中失势的贫穷武士提供了一种非常诱人的生涯。因此，日本海盗很快便蹂躏了中国沿海。他们把大量抢劫的财物带回故乡的港口，这些港口的城市生活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部分地就是建立在这些丰厚战利品的基础之上。商人和武士互相紧密依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好战的、自立的中产阶级，它在文明世界的唯一同类就在欧洲，欧洲的海盗也有助于市民风气的形成。

日本城市兴起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环境出现，中国礼仪和日本现实两极之间都能表现自我。市民迅速创造了比粗鲁武士尚武理想优雅得多的日本高级文化。根据武士宗族和战争队伍的战争故事改编而成的戏剧就是这种互动的产物。日本绘画风格的发展是另一方面，它与中国风格有关，但又不同于中国风格。武士行为把这种优雅提炼为茶道，丝绸服装的运用是第三个方面。

日本的宗教历史反映了和中国同样的本地化独立发展的趋势。佛教的禅宗最初从中国引进，但是在日本土地上，禅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先例的方式与武士道结合起来。年长或战败的武士常常遁入禅宗寺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顿悟的形而上学教义，作为其冷血的军国主义世俗生活的弥补。大约从1200年起，佛教净土宗开始在日本占据突出地位。这支佛教派别吸引了更广泛的大众。它根据宗教集会来组织，公开批判作为普通人与救世主之间中介的僧侣。禅宗和净土宗偶然也会诉诸暴力行为。禅宗寺庙的确常常是大地主，因此，觉得自己不得不像武士宗族那样捍卫它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净土宗激发了许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爆发于1400年后，但是都没有取得长期成功。

15世纪，对自称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家族崇拜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崇拜以前几乎完全局限于天皇的宫廷和家族，而且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形式完全同化。但是1400年后，天照大神的主要神庙祭司开始对传统神话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因此，这种崇拜取得了形而上学的神学意义，可与佛教教义相比。这种被改变后的崇拜，或称“神道教”，能够而且的确对正在形成的日本民族认同和独特性的意识具有吸引力，他们成功的海上抢劫及其引发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扩大极大地刺激了这种意识。

因此，到1500年，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强大、融合性已经可与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共同体相媲美。但是相对狭小而孤立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强大的日本文化承载者的种族同一性，束缚了这个新兴文明的全面发展。或者人们更应该说，日本文明传播到日本列岛之外并吸引其他民族（如菲律宾人和爱斯基摩人）进入它的影响范围之前，竞争的航海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和欧洲文明就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有效地把日本文明限定于一定范围，使它不能以从前地理位置优越的新文明那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日本及时取得了文明开化的地位，在现代保持了全面的文化和政治独立，而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发达民族的文化发展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简要地提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