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地理大发现及其世界影响（第2/2页）

在一个如欧洲1500～1600年发生的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由传统社会-经济关系确立的日常生活的确定性都被打碎了。政府普遍感到习惯性的财源已经入不敷出了，被迫寻找新的手段筹集收入。即使最寒酸的手工业者或在市场上出售几个鸡蛋的贫穷农民都感受到价格革命的压力。当然没有人明白白银输入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各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时，有的走向繁荣，有的被剥夺了，每个人——富人或穷人——都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大多数人断定，比以前更大的贪婪和更多的邪恶将会在世界上肆虐。这种看法使宗教和政治争端达到最剧烈的程度，从而使这个时代成为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动荡时期。

美洲农作物

从植物学上看，美洲的作物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熟悉的作物。其中有些作物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农民以前所知作物的极其有价值的补充。例如，美洲作物玉米迅速传播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在中国，马铃薯的重要性远不如植物学上与它无关的甘薯，甘薯大量种植在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坡和以前的荒地上。在欧洲，这种关系正好相反，因为更寒冷的气候适合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作物，而欧洲夏季的温度还不足以使甘薯成熟。

吸收美洲农作物，增加了当地食物供应，通常导致人口相应增长。这在中国南方肯定出现了。美洲作物也使得非洲人口急剧倍增，特别是西非，那里是17、18世纪在新大陆劳作的数百万奴隶的来源。

美洲农作物传播的详细情况还没有被很好地研究过，新作物的重大影响很可能是1650年之后而不是之前出现。欧洲肯定是这样，目不识丁的被传统束缚的农民花费了一定时间才发现新作物的优势，学会种植新作物的方法。

疾病的传播

疾病的传播无须人类的主动性，而是不顾人类的主观意图，在人类当时根本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的确，所有细节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引起瘟疫肆虐的记载，无论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还是在欧洲一些城市中，都是不精确的，以致做出确切的医学诊断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说，当船只开始定期往来于海洋时，它们显然装载着货物和细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欧洲船只就把大量非洲疾病转移到新大陆，很可能包括诸如黄热病和疟疾，这些通过老鼠传播的病菌使中南美洲许多地区几乎人烟灭绝。此外，长期流行于欧洲人中的疾病，当它们散布到没有遗传或获得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时是灾难性的，如天花、麻疹或斑疹伤寒等。也许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把梅毒传播给了旧大陆，虽然梅毒的发源地是否是美洲还不能确定。

撇开这些被忽略的情况，我们可以认识航海船只携带的疾病细菌传播的总体后果。首先，以前孤立的人口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据估计，1500年最终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美洲各地人口大约为5000万，到1650年，下降为大约4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包括了西班牙的移民！同样急剧的人口减少也发生在太平洋群岛和其他地方，只要新疾病接触当地稠密、以前孤立的地区的没有免疫力的人群身上。

但是，文明地区的人口已经长期遭受各种传染病的侵袭。的确——也许除了梅毒之外——在旧大陆的文明社会人口中，似乎没有重大的新疾病找到了大量受害者在等着它的侵袭。相反，以前所知道的流行病逐渐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因此，到1700年，地方性瘟疫不再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起什么重要作用了。文明社会的人口在现代之所以急剧增长，很可能就与疾病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变化有关。现有统计资料显然表明，1600～1750年，欧洲、中国、印度、中东至少部分地区，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到那个时候，海洋航行带来的流行病后果才被感觉到，美洲作物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另一方面，即使在欧洲，1800年前现代科学的医学对人口的影响很小，在中国或印度，影响就更小了，对现代早期阶段的人口增长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显然，通过海洋传播的新疾病的后果非常有利于欧洲人。他们故乡的人口没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很快就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在美洲和其他遥远的地区，疾病的突然侵袭削弱了当地对欧洲统治的抵抗。即使在旧大陆，中亚地区最后一个成功地抵抗过文明社会军队的游牧民族联盟的瓦解（1757年）也不是枪炮的作用，而是天花的作用。

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发明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在使欧洲在反对世界其他地区敌对文化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欧洲地理大发现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正如他们封建时代的祖先，骑士战争技术赋予西欧人短暂的陆上军事优势一样，早期近代的海上优势也向欧洲水手传递了一种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认为能够用天真而自信的好奇心审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渴望了解和发现，随时准备从其他民族的工具箱里借鉴任何喜欢的东西。以他们扩大了的世界知识和天才为基础，欧洲技术发明和天赋的迸发是必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结果。

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以类似欧洲那样的冒险精神，对海洋航行开辟的新可能性做出反应。把玩外来新奇玩意儿的现象的确出现了，特别是在远东，但是任何敌视古老的现存传统、滋扰中国官吏心灵的东西都不能长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反应甚至更加消极。与古代真理相悖的任何东西都被简单粗暴地排斥和否定，或者压根儿就被无视。

欧洲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震撼完全动摇了欧洲社会的根基，破坏了欧洲文明的中世纪结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及其之后的探险活动，并不是欧洲转型的唯一原因。欧洲文明内部长期且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至少像来自外部的任何事物一样，也做出了贡献。因此，考察这些内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