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 （1700～1850年）（第4/4页）

打开中国对欧洲贸易的大门

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都运行良好，以致中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关注外部事物。但是大约1775年后，王朝衰落的传统迹象开始显现并增加。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中国许多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农民的耕地已经被划分为小块，一个家庭不能利用这小块耕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便度过饥荒岁月。欠债导致土地所有权丧失。高利贷者逐渐把土地财富集中于自己手中，而欠债的农民积聚了很多怨恨，这些怨恨以暴力起义的形式零星地爆发出来。第一次严重叛乱始于1774年。此后几十年里，起义变得越来越普遍了，最后积累成1850年爆发的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内乱伴随着边疆危机。19世纪早期，中国的西北边疆仍然不稳定。18世纪草原民族的军事实力被中国和俄国军队彻底削弱。但是这种异常的安全被南部沿海新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打破，长期以来南部沿海集中了与来自欧洲“南海蛮夷”的贸易。这种贸易长期由广东商人行会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竞争对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但是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合法垄断权，希望把欧洲各个港口的正常贸易形式引入广东。但中国人反对这么做，因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加紧官方对贸易的管理。的确，在中国看来，19世纪早期广东贸易的发展是令人痛心的。大量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很乐意提供这种主要产于印度的毒品。当中国官员禁止鸦片进口时，欧洲商人就进行走私和行贿，以便贸易再次以法外开恩的形式进行，这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第一阶段的活动形式。

1839年，中国派遣一名钦差大臣到广东，奉旨取缔非法贸易，禁止进口鸦片围绕着如何惩处在岸上谋杀中国人的英国水手事件进行。中英两国政府爆发战争之前，钦差大臣的努力是相当有效的。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沮丧的是，英国的炮艇能够突破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年）几乎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除了广州外，还有4个港口对英国开放贸易，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国领事被允许进入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其他西方国家很快就提出并得到了同样的特权，通过为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本国人要求“治外法权”（即免于中国法律刑罚），获得了超过最初英国得到的优惠条件。中国人感到被这些事件极大地侮辱了，但是又发现自己无力驱逐外国人。

中国从18世纪的帝国强盛走向衰落是突然的，但是非常符合古代的先例。其他王朝也以惊人相同的方式走向衰落。所以，直到1850年后，中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外来灾难是多么痛苦，但也是传统的，因此，似乎不需要超过传统的医治方法。

日本社会的动荡

日本历史则完全不同。整个18世纪，当中国军队正在新疆地区不断巩固帝国的时候，日本仍然处于和平状态。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变化，没有出现中国那样异常的农民耕地的过度细分的压力。而且，1854年前，日本避免了外来侮辱。

但是，1700～185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了煎熬。武士阶层失去了传统的军事职业。懒惰诱生了奢侈，奢侈加剧了各个军事阶层的沉重债务负担。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之间的持续差异。日本文化反映了同样尖锐的二元性，缺乏美感的武士仪式与淫荡的城市艺伎的“浮华世界”和散发铜臭味的暴发户并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武士家族有时收养商人的儿子，因而获得新的财源，少数普通武士也能跻身贵族行列。由于艺术家尝试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本土的传统，所以艺术风格呈现了以前曾经被分离的各种风格的融合。

对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西方和中国文化。德川幕府曾经把新儒学定为官方哲学，禁止对其他哲学的研究。但是无法禁止少数在某种程度上被德川幕府疏远的人追求外国学术，这些外国学术是通过荷兰商船携带的书籍这个媒介传入的，这些商船是被官方允许每年来到长崎港的。

还有一些日本人以新儒学和爱国主义为依据反对德川幕府政权。因为如果服从上级是如新儒学所教导的超常品德，那么幕府将军与天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书面文献能够使幕府将军的地位看起来不像一个篡位者，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敢于说出这种话来。其他人则抛弃了新儒学，而喜好古代的神道教，虔诚地试图把仍然有些模糊的神话和仪式精心编纂为更系统更有影响的教义。

知识界的情绪和反抗浪潮的真正重要事实是，他们倾向于融合起来，互相支持。因为西方学术不仅自身能够被评价，而且它强调了新儒学思想无可置疑的缺陷。所以，反对幕府将军、尊重天皇、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对西方学术的热情等，共同形成了一种知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列岛的偏远地区，所谓“外部领主”对其祖先作为德川家族的敌人而不是臣属的事实记忆犹新，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大势力的保护。因此，当1854年幕府将军被迫决定放弃锁国政策时，日本存在少数但活跃的一群人，他们对国家正在考虑的政策显然已经有了替代之策。

换句话说，日本的开放就像离弦之箭，势在必行。它本身的确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它允许反对集团掌握权力，在恢复天皇和祖先合法权力的名义下，这些反对派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技术。没有任何其他亚洲民族像日本那样准备利用与欧洲文明接触提供的机遇，因为此前没有其他民族知道文化的二元性，也不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盛行于日本的两种思想的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