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6/6页）

为了把数学规则应用到这一意外的结果中，在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提议应该将空间和时间变成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它的本质就是在任何两种物体相对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在排除另外一个物体的状态下会影响到对其中一个物体的测量。外行人和少数科学家很难接受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熟悉而直观的看法的曲解。同样在20世纪前10年中开始迅速出现的大量亚原子粒子和量子的发现使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优雅、简单的理论需要修订。1890年左右这个看似被充分理解、实践检验和无数次实际应用证实的但只是缺少细微的现实解释就彻底完整的绝对科学真理系统，在这些与牛顿原理不相符合的、细致得不可思议、大量难以想象的令人困惑的混乱现象面前迅速瓦解。

19世纪欧洲第二个世界观强调时间的基本特征，并且将所有现实（自然、生物、社会）看成是无休止的、连续发展的不稳定状态。持这种现实观念的人不希望得到诸如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的绝对、普遍的规律，而是寻求在特别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去理解进化的革新模式。这种人相信当能够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的机会来临时，在任何表现得极富吸引力的现实面前，他们有能力抓住一些特别的战略时机，因此，偶然、优先占有的理由和约束，或者至少是制止，乃至以后的努力仍然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831年去世）是致力于把所有现实看作一个不断变化过程的先驱。后来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与先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比较中，在人们惊愕的眼神下共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无法想象的巨大历史景象。地质年代、生物进化（1859年达尔文首次提出）和人类历史似乎都是属于一体的。甚至连基督教学说和恒星都在此时被纳入进化论的范围。这种经过一代又一代古典和中世纪《圣经》教义研究者塑造的极为敏锐的历史和哲学批判主义的工具，被神学家用来审查《圣经》。结果《圣经》的经文似乎成为蕴含许多不同思想的作品，与不同时代和情况相契合的上帝和宗教信仰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仔细的审查就可以发现，在传统教义中那些确定无疑之事趋于消失，并且随着天文学家开始思考恒星和银河系的诞生与毁灭时，永恒的天堂开始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消失。

这一个包罗万象的不稳定状态很难与一般的人类所经历的范围相一致，就像与同时打开人们脚下、令人不可思议的、微小的亚原子物理世界一样。在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除了变化本身没有什么是绝对永恒的世界中，将人类价值维系于特定地点和时间看似的确不可靠。

艺术革命

艺术也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欧洲思想为特点、范围不断扩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居住在巴黎的少数画家，扭曲并彻底抛弃将透视法作为艺术的组织原则。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乔治·布拉克（1881～1963）和其他画家为了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一种氛围，采用了视觉经验中的一些杂乱元素，并加之在所观察的现实中可以回忆的一些模糊外形。除此之外，他们拒绝将绘画作为描绘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的工具，或将绘画超越于艺术之外。

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学与绘画相比缺乏国际性，对传统的形式也没有激进的反对。然而，在俄国古老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和新兴的西方思想和情感风尚之间的冲突，驱使小部分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去世）、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和安东·契诃夫（1904年去世）等各自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道德世界。19世纪俄国文学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很多优秀作品的产生，而这些作品与在20世纪面临相似问题的很多读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关联。但除了俄国，西方国家的文学沿着惯常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奠定的线索，并得以很好延续地思想和情感的模式中持续繁荣发展。

尽管西方文学具有相对保守的特点，但发生在科学、思想和艺术上的变化，以及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巨变、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促发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以致在1914年有些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的欧洲人的确通过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来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人们也可以对此采取一种更乐观的看法，相信这些矛盾不过是一些向新事物发展的标志，还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趋势。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决定。

与此同时至少在短期内，已经非常明确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纪早期阶段所陷入的困境并没有阻碍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的传播。反而大量新生力量使得西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对于人类主要文明在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对峙下将如何反应的描述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