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第2/6页）

在那些只能以驮畜群和人力搬运工运输物资的地方，将大量食物和物资集中到一个地方代价高昂，所以很少有剩余的物资供专业人士使用。因此，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产生繁荣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一些地区发现了罕见的珍贵物品，例如黄金、盐和铜等，规模相当大的村落肯定会出现在这里。例如罗得西亚的津巴布韦采矿中心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存在的大量遗迹曾令早期的研究人员十分困惑不解。

非洲地理条件给强大国家的出现和商人长距离的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而就是这一点也确保了非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更加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和人种。另外，在北非和部分东非的地中海地区的人的体型类似于南欧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非洲既是居住在刚果热带雨林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俾格米人的故乡，也是生活于非洲大湖区世界上已知身材最高的马赛人的故乡。与其他民族关系紧密但是又与非洲大陆其他民族有很大差异的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经常与白种人混居），布须曼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附近，而霍屯督人存在于好望角地区。

在非洲分布最广的人种被称为尼格罗人种。在这个一般的分类中，部落间和村庄间的人体差异都非常明显。只是因为在1850年以前，当地的非洲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能够有效地保持与陌生者的生物和文化上的隔绝。这就让每一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形特征。另一方面，与陌生者规律而频繁的交往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开化。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基因的融合和较大范围的基因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非洲族群间较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

地理和技术因素使得非洲的交流已经很不方便了，而非洲人讲数百种不同的语言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阿拉伯语在北非和东南部沿海一带成为一种贸易和文化用语。阿拉伯语也深入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沿海雨林以北的西非草原地区。在这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很早就产生了农业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公元1050年之后这些地方受到了穆斯林的强大影响。因此，当地的国王和君主引进伊斯兰经师教授神圣的穆罕默德箴言。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阿拉伯语仍然是学术用语，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在讲不同地方语言的人群中阿拉伯语成为共同交流的纽带。

另外一个大的语系是班图语。讲这种变化相对较少的班图语的部落散布在整个非洲中部和大部分南非地区。而在不同的班图语中这种密切的相似性说明了这些民族只是近期才逐渐四散开来。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班图人在掌握了栽培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和使用铁器，并且成为了刀耕火种的农民以后才有能力穿越刚果热带森林，他们从大概位于贝宁湾附近地区的开始扩散。后来一些讲班图语的部落出现在刚果热带雨林以东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畜。随后他们沿着东非和南非草木繁盛的高原向北、向南扩散。由于镰状红细胞性贫血的突变而产生对疟疾的免疫或许是班图人拥有的主要优势之一。在雨林地区他们侵略俾格米人；在草原上班图人出现以前，霍屯督—布须曼人就消失了。

在东部沿海的城市中，一种贸易语言斯瓦希里语是由阿拉伯语和班图语混合发展而来的。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讲闪米特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周围。但是在西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尼罗河上游和大湖地区，混乱的语言将人们分割成彼此不可理解和几乎没有语言联系的群体。

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一种促进变革的强大力量一直作用于非洲。穆斯林自北面、东面影响着非洲，同样欧洲自西面、南面影响着非洲。但是这些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在非洲内部不同寻常而急剧的建国事业全面展开，而处于大陆边缘地位的穆斯林和欧洲人则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支持或阻碍。

两种经济变化有助于解释19世纪在非洲大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记录，所以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等首先被引进到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作物被引进的任何地方，粮食生产都得到了迅猛增长。这使得人口得以增长，而后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为强国的兴起提供必须的士兵和其他专业人才。

同时发生的第二个经济转变是奴隶贸易的禁止和对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榈油等的需求的增长。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到达顶峰，但是以英国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为先锋，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应当禁止（1807年）从西非的奴隶进口，并最终（1833年）几乎消除了奴隶贸易。1833年之后英国政府在西非海域驻扎了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根据指令拦截贩卖奴隶的船只。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奴隶被捕获时都被运到塞拉里昂英国海军基地，并在此放归自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混居，并且在不久之后在这个地区就出现了狂热的基督教人口。

东非的奴隶贸易由阿拉伯人控制。该地的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外交和海军威慑下第一次限制并最终在1897年废除了该地的奴隶贸易。

正是由于奴隶贸易的兴盛才让一些沿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如西非的达荷美国王和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王国。因为捕获奴隶从根本上严重破坏了非洲的财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必然有助于为以后国家的建立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欧洲机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与各种非洲原材料的交换不断增长。组织这类贸易并从中课税不会损害国家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欧洲和商人也发现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图。随着象牙贸易的增长，狩猎者可以使用新式枪支来猎杀大象。枪炮也给统治者和酋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让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随着效能好的军火的传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鲁战争中诞生的锋利的长矛和西非博尔努王国的装甲骑兵等优越的武器都完全过时了。当然，这为整个非洲政治体系带来了一种让人极度不安的因素。

这些在农业、贸易和武器上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足以颠覆非洲社会。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因素。狂热的穆斯林和日益增加的基督教传教士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的伊斯兰传教史几乎和伊斯兰教一样久远，并且在整个19世纪中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新的地区，直到20世纪传教的方式与之前都没有什么根本差异。在东非和西非的大多数国家，统治者都发现伊斯兰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于对国家的统治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国（现代的加纳），尽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多神教信仰，而且伊斯兰并未深入到阿散蒂村庄仅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但是组织良好的阿散蒂王国的王室中有一个伊斯兰经师组织，帮助统治者管理日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