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第3/6页）

在非洲人同欧洲人遭遇、冲突时，欧洲人总是通过优越的军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压力，而这样有时会激发表达非洲人悲愤和绝望情绪的狂热的伊斯兰运动。如在1837年由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在麦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托钵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遍及撒哈拉沙漠东部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带头长期反抗那些游牧居民，因为这些游牧民愿意接受那里沙漠地带的领土被法国和意大利费尽心机的兼并。在苏丹，另外一个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随者宣布：他是马赫迪，即伊斯兰教的复兴使者。他发起了对刚刚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的土耳其—埃及统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热情经受不住炮火的冲击，在1896～1898年，英国军队和埃及统治者协同行动再次征服了苏丹并且摧毁了马赫迪的军队。

这种穆斯林运动不会给非洲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兄弟会团体常常在宗教复兴以前就转变为对领土的征服，例如19世纪沙努西和马赫迪运动就是如此。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却带来很多新事物，如学校、医院、非洲语言的文学和对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术基础的基本认识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中稳定扩大。教会学校逐渐造就了一群新非洲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规教育。这经常让他们与任何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此，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崩溃了。

回顾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后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欧洲教育对非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直到这时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像很多世纪以前一样，控制着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渗透仍然不太强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进入该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统治，而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兰治河一带与军事力量占优的班图部落发生了冲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博尔努王国和突然兴起的祖鲁军事专制王国（1817年建立[1]）等控制了大部分内陆地区。但是在一些居住条件好的地区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国家的任何组织，这是由于家庭和村庄纽带足以满足居民的所有需要，并且没有出现强大的外来者要求定期交税。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统治的一个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问题，因为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对非洲人整体而言，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件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于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彼此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将非洲人纳入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之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观念的总和使欧洲突然出现在非洲内陆。并且，这一运动一旦开始，一个帝国政府向前推进的任何步骤，都会出于荣耀和竞争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国家的竞相效尤。很快随着帝国扩张而涌现出了众多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希望获得荣耀的并逃避军营程式的军官、有抱负的政治家、谋取暴富的资本家以及发现可以在国外比国内拥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动了帝国的扩张。

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傲慢自大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禁止奴隶贸易，以此说明欧洲人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欧洲人的道德观、人道主义意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野蛮的奴隶制、多神教信仰和专制的法律制裁都是通过非洲国王的行政人员和护卫执行的，但是对于出现在非洲的“工资劳动”非洲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并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或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雇佣关系。事实上文明的发展需要非洲的劳动力，而由于奴隶制直接诉诸武力在欧洲人看来是非正义的，所以帝国行政官员通常采取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荒谬的借口。他们要求非洲人用现金支付税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为了交付这种新的税收只能挣取由欧洲雇主所提供的现金工资。这样欧洲雇主就能确保其将要实施的任何项目，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会得到充足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