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第5/6页）

尽管事实上欧洲的殖民政府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但是它的建立仍然为非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明确的边界被划定并且所有欧洲列强势力都一致接受时，暴力冲突的规模迅速降低。直到大约1900年，流血冲突仍然广泛存在。在欧洲渗透到内陆前几十年中，非洲一直深陷在流血冲突中。事实上很多著名的非洲国家都是由于战争而建立，并且几乎每年都进行战争。但是一旦欧洲远征军证明了当地非洲军队和欧洲军队在正面交火中是如此的不平等（这是由于欧洲武器、训练和后勤体系的作用）时，大规模的暴力活动的机会迅速减少了。从前的敌人必须共同生存，而且经常是在同一个殖民管理机构中。非洲的好战部落劫掠家畜和搜捕奴隶的现象被有效地取缔了。这在社会风气和道德价值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变化。有时通过中止战争和暴力，两个曾经军事力量平衡的不同非洲民族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肯尼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如马赛人曾经是家畜的饲养者和战士，失去了传统职业和存在的理由，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库尤人则人口增加，很快超过他们的敌人——马赛人。

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被压制通常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农业进步也有助于人口增长，如尼罗河谷建立了更多的灌溉设施，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出现，例如西非的可可豆和花生，东非的甘蔗和咖啡，南非的香蕉和桔子等。不久在大陆的部分农村地区产生了人口过剩问题，人们开始涌向城市。这些人从宁静的乡村涌入到新涌现出的欧洲式的喧闹的城市中，但是面临着适应和习惯城市环境的困难。

然而，直到1914年，打破非洲传统生活模式的现象都不是很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只给非洲大陆造成了很少的骚乱。德国殖民地轻易地就被英国和法国占领，并且在战后再次毫无悬念地由胜利者瓜分。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辉煌时期。支持帝国主义者奋斗的思想和理论在1918年以后削弱了，热心的鼓吹者曾经允诺给欧洲贪婪的投资者所预想的利润几乎很少实现。事实上总体来讲，帝国主义从未真正得到现金回报。非洲殖民地管理和发展的代价可能超过了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货物的价值。当然个人的矿厂和其他公司有时为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其他投资都失败了，公共投资很少完全从地方财力中支付。一切取决于哪些被计作成本，只有充满偏见和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白种人是通过压榨非洲取得了巨额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和平景象。殖民管理者很少遭遇叛乱，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很小。非洲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南非联邦、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是英国皇室的自治领，建立于1908年，并且给予布尔人和英国人这样的白人完全的政治自治。1847年在西非海岸建立利比里亚，是曾经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回到非洲后的家园。利比里亚作为一个共和国，通过一部效仿美国的宪法进行统治。

从西奥多（1855～1868年在位）开始，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都是一些精力非常旺盛、充满野心且残酷的人，他们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提倡体现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会的古代文化传统将阿比西尼亚高原这些难以驾驭的民族融为一体。无论如何，1934年意大利侵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洗刷在1896年失败的耻辱。这次他们在飞机和毒气的帮助下将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赶下王位，并且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这个短命帝国在非洲的主要支柱。

英国在1922年从法律上确认埃及的独立，后来在1936年通过条约保证迅速地撤出尼罗河畔的全部英国军队，这些标志着英国开始退缩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平衡了那些后起的欧洲帝国列强的扩张成绩。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历史最重要的方面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在经济和心理方面。在1918～1945年之间，非洲人所经历的各种新体验深刻地削弱了所有传统的社会模式。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人学习了新的技术、看到了新的景象，这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乡村生活。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孩子通常也有同样的反应，特别当他们可以进入中学或者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学习时。更多的是那些离开本地社群到一些矿井或城镇中工作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环境、新工作中经历了这种与旧风俗迥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当这些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每天都彼此密切交往时，所要关心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亲属关系和部落行为规范显然完全不再适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欧洲法律和习惯所提供的模式具有很大优势。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校和行政官员都鼓励非洲人越来越遵从欧洲的规范。城市生活唯一有效替代的模式是伊斯兰教。在非洲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那里的人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他们的传统。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甚至在那些先前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式的文明生活与西方模式竞争时表现得并不很成功。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有萎缩的趋向，因为它同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结构相联系，而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非洲人将非洲的衰弱和贫困（以及欧洲的剥削）归咎于此。

这种过程造就了少数但战略地位优越的一批非洲人，他们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而充分地学习西方知识和技能。在不同殖民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和自觉性组织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普遍存在并准备从欧洲行政官员手中接管统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帝国政府相继决定放弃非洲殖民管理的包袱时。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命运。在大洋洲所有的较小岛屿和澳大利亚，随着白人的到来，接踵而至的是疾病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当地的土著濒临灭绝。白人定居者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像南非一样分别在1901年和1907年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新西兰的毛利人在同白人首次接触后经历了人口迅速下降的过程，但是大约在1900年之后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从那时起毛利人迅速增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并以马铃薯为生。最初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是白人引进到新西兰的新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