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第6/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让数百万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了人类行为非理性的一面。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探求无意识思维的努力在战后德国，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但是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因此，1939年之后这种思想学派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中。

这表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艺术和文学在法国和英国主要被认为是个人的活动，与其他个体对话并经常涉及私人和个人事务，而不涉及公众和官方话题。艺术家和作家只是着手探索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并冒着无法被别人理解的风险。例如，只有小部分的内行人才愿意努力理解艾略特那种十分神秘的诗集或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所使用的魔幻般的修辞。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一些艺术家摆脱了创造对现实认识的妄想时，视觉艺术还是在公众中不断地扩展。这是因为照相复制技术的改进可以让人们对艺术作品（或许被弱化）的体验不断增强。当公众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艺术风格时，更多的来源不同的刺激开始影响艺术家。非洲艺术和其他原始模式变得有影响力，个人风格广泛扩散，而且照相机仍然将不断扩展的视觉艺术展现在比以前更广泛的大众面前。

不同的艺术观念主导着苏联和纳粹德国。可以肯定的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俄国艺术家反对旧的束缚，但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组织起来为国家和政党服务并被告知使用什么样的基调和风格。简而言之，艺术被当作一种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手段，而且仅有似乎对得到政府批准的事业有所促进的作品才被允许面世。希特勒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尽管他主要的精力是用于迫害反对者，而不是用来界定一种可接受的艺术形式。

对个人的无助感和非理性的关注是“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奇特地与接连不断的科学成就保持一致。尽管由沃纳·海森堡（1960年去世）和欧文·薛定谔（1976年去世）为处理极其微小的亚原子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新的数学和概念工具，但是在1941～1945年间还没有出现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科学形态的新见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和派生影响以及旧的科学理论都以惊人的速度拓展。一种全新的尖端水平的天文学研究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详细计算恒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如何将物质转变为能量对解释恒星如何发光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理论进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费品和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尼龙、乙醛汽油）。物理学家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将电子速度极大提高的强大机器。甚至原子裂变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于生产一种具有超强威力和破坏力的东西——第一颗原子弹。

战时科学家实现了对核能的控制是发明过程转变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发明是通过个人努力所创造的。在发明投入到实际应用之前，发明者和一些中间人经常必须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发明的物品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戏剧性地颠倒了。人们首先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机器和武器，之后再指派给专家设计出达到技术要求的任务。因此，发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过程。甚至有把握说具有更大载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飞机将会出现，并且可以大致估计出将花费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在设计和生产一种改进样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种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类似于在战争和大萧条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人们首先从组成部分对过程进行分析。如果整个过程都如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会寻找一些需要扩大规模或改变方法的瓶颈。之后，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为整个过程带来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工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其次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工作方式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地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也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一洞见通过越来越多的反映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即使无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缓解经济繁荣和萧条轮流交替的状况（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早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共产主义指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层面时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性，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