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第3/9页）

这些惊人的技术成果只是空间开发和探索的一小部分。装备各种精密仪器的无人驾驶飞船围绕着太阳系探索其他的绕日行星。另外，大量被发射到遥远的大气层中的人造卫星具有各种功能，如传播无线电和电视信号、拍摄气象情况、观察军事设施等。到1970年间谍卫星观察已经窥测到了许多苏联和美国都曾重点保护的军事秘密。极为奇怪的是，这往往消除了敌对双方的疑惑。当卫星观测系统可以监测到每个安置在地下发射井中的洲际导弹发射时，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变小了。

对美国和苏联万一爆发全面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灾难的恐惧，是军备竞赛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结果。在两个超级大国声明它们都不愿意冒着最终冲突的风险之后，它们的盟友得出的结论：致命的核武器将不太可能用于相互对抗之中。1966年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建立），同时中国谴责苏联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发起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来扩大工业和农业产量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并进而引发了严重饥荒，而此时苏联撤出帮助中国建设新工业（至少包括制造原子弹工厂）的技术人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此后不久，中苏间的争执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一些欲摆脱苏联控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倾向于中国，其他的则轻率地选择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苏联人显然不能控制其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争论完全掩饰了长期充斥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矛盾。在美国冷战同盟的队伍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显然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现实，由苏联领导的联盟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冷战队伍已经精疲力竭。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美国和苏联间的敌对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他更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语言（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所粉饰的文化差异经常通过种族或宗教情绪而不断地恶化，并且给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政治带来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冲突的气氛。

苏联在1961年之后与中国的争执中就遭遇了这种现实。1964～1973年，美国在越南更是极为痛苦地遭遇了这种情况。美国最初开始派兵到越南，是为了帮助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防御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颠覆。起初看来这就像在朝鲜所发生的一样，而且美国的冷战原则要求帮助任何一个试图保卫自己不被强大的共产主义所推翻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现实不同于韩国。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美国的努力下和为反对北方的苏联傀儡的情况下才被动员起来，而越南这种关系刚好相反。大多数越南人认为，南越统治者是外国白人——首先是法国人（直至1954年），之后是美国人掌控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后民族主义和种族情绪共同支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国主义。当激烈的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军事供应帮助越南抗衡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式装备。

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越南的政治现实一直在自欺欺人。甚至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士兵那种糟糕的表现和战斗在共产主义一边的士兵那种坚韧不拔的作风，都无可置疑地显示了越南公众反对美国干涉的情绪。之后当很多国内的美国人开始反对战争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1973年起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不再支持南越。于是，共产主义者很快将南北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美国人中，一种愤怒的困惑压倒了好意的流露，但这是由谁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显而易见却始料未及的失败激起了国内的争执。1974年当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选举的行为被揭露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动乱所产生的极其忧虑的困惑尤为盛行。冷战的明确目标和早期胜利显然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国内迅速的通货膨胀和突然上涨的石油价格打破了从1945年起就持续的经济繁荣。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而且同样的困惑很快开始困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冲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继续争吵，而且东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装支持下发动起义并于1971年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斗争和在这些国家中经常演变为地方暴力的派系斗争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比较大的骚乱包括1967～1970年间比夫拉为了脱离尼日利亚而毫无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为了控制富产铜矿的扎伊尔省的军事争夺以及1977～1978年东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种族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扮演着斗争双方武器供应商的大国很难置身事外。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了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室来杀害他们。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为受迫害者的少数民族的方法，就是迁徙到犹太教最初产生的圣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犹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犹太人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而且当犹太人诉诸武力夺取土地和建立国家时，一些邻国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兰经》的训诫（可以宽容穆斯林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容忍以色列的兴起。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即使联合国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应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通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加强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实现持久的成功。政党和宗教敌对以及贫困和技术落后继续困扰着阿拉伯地区，但是这些缺憾有助于煽动公众对以色列和对很长历史中作为在很多穆斯林地区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轮从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犹太人导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个全部欧洲式社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