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5/11页）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其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理论。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我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他并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Bin Wong）[5]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著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开辟通向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却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6]，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