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第5/10页）

最后一点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很遗憾，这点也同样重要。就算英国获取、组织和传递能量的能力再强，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三个参数转化为破坏力。第一章中，我不赞同亚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里把进化等同于杀戮的技能，但是，在为社会发展设计指数时，如果不包含军事力量的话，这样的指数就毫无用处。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讨论由谁“统治”也是毫无意义的。可是，1840年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人能裁定只有这些特征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方法，同样，对特征做出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几年来我研究的这些替代参数都没有对分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整体模式。[5]

如果爱丁顿做了画家，他或许会成为一位绘画大师，用肉眼难辨的微小细节描摹世界。为社会发展制定指数更像是电锯艺术，用树干雕刻出灰熊来。毫无疑问，这种粗糙和敏捷的程度会让爱因斯坦的头发更白，不过对不同的问题，需要规定不同的误差范围。对于电锯艺术家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干像不像熊。对比较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数能否显示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状况。当然，把指数所揭示的模式和历史记录的细枝末节进行比较，那是历史学家们自己要去判断的事情。

实际上，激励历史学家们做这些事可能就是指数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争辩的余地还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计分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但是，用数字说话，我们就必须关注错误的来源，以及修正的办法。这可能不像天体物理学那样精准，但总比在黑暗中到处乱转要好得多。

如何进行测量

现在需要生成一些数字资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资料是相当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这个日期作为指数的终止时间）。联合国有各种项目公布每年的统计数据，例如，美国人均年耗能达8320万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只有3800万千卡；79.1%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则是66%；每1000台互联网主机就有375台产自美国，只有73台产自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的《军事力量对比》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拥有多少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它们的威力和价值。我们都快被数字淹没了。不过，我们要决定怎样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才能得出一个指数。

坚持最简原则，把2000年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000分，再平均分配给我提出的四个特征。1956年，劳尔·纳罗尔公开发表了第一个社会发展的现代指数，他也给自己所提出的三个参数平均分配分数，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理由给其中哪个更多的分值比重”。那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们确实有理由给参数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么理由在计算社会发展时给予其中某个特征更大比重，我们也没有根据去假设这些砝码在15000多年里始终有效，或是对东西方同样适用。

给2000年的每个参数设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那就是决定如何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打分。对于计算的具体步骤我就不赘述了（本书结尾将总结附录中的数据和一些主要难点，网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释说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快速浏览一下准备过程，把步骤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城市化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特征了，不过这个参数也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定义方面：城市化到底是指什么？有的社会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居住地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万人）；也有的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档次的人口分布，从城市到村庄；还有一些人觉得，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社区的平均大小。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运用到我们研究的整段时期却很困难，因为证据的性质一直在改变。我决定使用一个较为简单的参数：每个时期东西方社会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规模。

关注最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解决定义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决定如何定义城市的范围，如何把不同类别的数据证据结合起来。不过，这确实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这些数据时，我发现把城市的最大规模和其他标准（譬如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分布估测，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结合起来，会显著增加任务的难度，对整体分值却没有多大影响。那么，既然复杂的测量方式产生的结果大致相同，同时却存在更多的估测因素，我觉得还是使用较为简单的城市规模参数更合理。

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拥有约2670万人口的东京。[6]那么，东京在组织力，或者说城市化参数上得满分250分，这也就意味着计算其他城市得分时，1分需要106800的人口（即250分除以2670万）。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纽约，拥有1670万人口，得了156.37分。虽然100多年前的数据没有这么准确，不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那时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拥有大约660万居民（得分61.80）；而在东方，东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175万居民，得分16.39。回到1800年的情况，历史学家们需要结合若干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食物供应和税收、城市的物理面积、住房密度以及趣闻逸事的记录。不过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拥有约110万人口（得分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伦敦，拥有约86.1万人口（得分8.06分）。

我们越往前追溯，误差就越大，不过在1700年之前的那几千年里，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紧随其后）。首先是长安，然后是开封，再后来，公元800～1200年，杭州拥有接近甚至超过100万居民（约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连一半的人口规模都没有。再往前几个世纪，情况就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的几百万居民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长安大概只有50万人口。

我们越往前观察史前社会，其证据就会变得越模糊，数字也明显减小。可是结合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小范围的细致挖掘，我们还是能够对城市规模有个合理的大致感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很像电锯艺术。最普遍接受的误差估计达到10%，不过也不太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了。由于我们运用相同的估测手段测量东西方城市，大致的趋势还是相当可信的。根据这个体系，每获得一分，需要有106800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过1000就可以得0.01分。正如第二章中所说的，西方最大的村庄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而东方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些年份之前，东西方都是零分（分数表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