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第3/7页）

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又一位移民的学者（这回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地层挖掘（即在一个考古遗址将沉积物分层，排列出可相互对照以确定时期的序列）成为考古学的规范，积累得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广泛的综合分析成为可能。

柴尔德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开端》（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简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该书专注于某一特定地区，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思考；以迁移和传播而不是进化和分化来解释文化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像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多社会学家一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探讨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在《人类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两本书中，他意识到考古学日益扩大的资料库已经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地展现出，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是独立发展的。到1951年时，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叫作“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也回到了进化论的框架之内。其中一些人像柴尔德一样，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例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左翼政论文章。不过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这种倾向，例如，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给他的经典著作《经济成长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起了个副书名“非共产主义宣言”（A Non-Communist Manifesto）。然而无论政治动机如何，美国人多倾向于像斯宾塞那样强调分化，而不是选择柴尔德的更人本主义的进化论。

这些思想者中影响最大的也许当属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了。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帕森斯不仅提出了一种社会阶段的新类型学[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又可再细分为古代时期和晚近时期）和现代阶段]，而且提出了用以解释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的一种复杂的框架体系。帕森斯认为社会进化是由累进的6种“进化的共性”构成的，每种共性包括“各种结构形成的一种综合体，其相关发展过程会使特定种类的生命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获得极大发展，以致只有发展出这种综合体的系统，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一般适应能力”。首先产生的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正统性（即社会内的等级制度和差别，以及社会之间的群体认同性和差别），其次产生官僚机构和市场，最后是普遍性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在法律和宗教方面）和民主。

帕森斯的思想在于意图将从人类进化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囊括进一个单一的框架内，比柴尔德更雄心勃勃，但也因为其循环性，即认为分化既是进化的原因又是结果，而受到广泛批评。因此，尽管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帕森斯的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有趣的，但仍然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对社会进化的解释。帕森斯之后，这些年来作品得到最广泛传诵的进化论者，似乎当属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了。他强调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像其他进化论者一样，怀特也将历史按阶段划分（他的划分法是：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复合社会），然而与他的大部分前辈不同的是，他提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文明就进步了。”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C= E×T，即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当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