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变迁（第4/11页）
汉惠帝只向二千石赐钱，不及中二千石。后来的赐爵赐金之事就不同了，明标“中二千石”。举例如下：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汉书》卷七《昭帝纪》）
汉昭帝始元五年：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汉书》卷七《昭帝纪》）
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汉书》卷七《昭帝纪》）
在出现“中二千石”这个秩级后，行赏赐爵时便都以“中二千石”为始了，漏了谁也不能漏了他们。反过来说，汉惠帝不赐中二千石，因为那时候还没这个秩级呢。
《秩律》还没有“中二千石”，这一点还可以通过长官的副手“丞”来判断。紧接着二千石诸官之后，《秩律》随后有如下内容：
（二千石诸官，略）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鄷、云中、▌▌▌▌▌、新丰、槐里、雎、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第43-44页第443—444简，第193页释文）
上面的引述，主要是为了“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但把御史长史以下也列在上面，是为了显示《秩律》的秩级排列大致由高而降，同时兼顾官职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秩律》中最高的“丞”就是六百石，却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若干石”的记载。由于《秩律》中“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的位置并不紧接其二千石长官之后，那么，若《秩律》有中二千石长官，则其丞秩级也不会紧接其后。按《秩律》排列规律，它应出现在二千石诸官之后、“二千石▌丞六百石”之前；然而那一部分看不到中二千石之丞，整个《秩律》都看不到中二千石之丞，这只因为当时还没中二千石呢，遑论其丞了。
还有，《秩律》所列诸卿中没有“宗正”一官，这也值得注意。汉高祖七年二月“置宗正以序九族”，诸侯国也有宗正(12)。又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可见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罢宗正前，王国是有宗正的。可《秩律》中看不到宗正，那么要把今见《秩律》的二千石诸卿视为王国官的话，就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怎么当时众多王国全没宗正呢？太凑巧了吧？而依我见，把《秩律》二千石诸卿视为朝官的话，那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比如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可以猜测，那是吕后的刻意压抑宗室之举。这样说来，《秩律》二千石一级所列诸卿，反倒只能是朝官了；王国的官职设置比于中央，《秩律》中并不另列。（而且王国设官比之中央，并不包括所有官职，例如《秩律》所见车骑尉、备塞都尉、卫将军，就是王国所没有的。）
进而，就是为什么中大夫令、郎中令要特标“汉”字的问题了。前面我们已经判定，《秩律》所列诸卿都是朝官而非王国官，然而这跟两个“汉”字似有牴牾。不过这现象我们能解释。下面看《二年律令·津关令》中的4条令文，前两条涉及了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和郎骑的买马问题，后两条涉及了鲁国的中大夫、谒者、郎中的买马问题：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买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的是陈伟先生意见(13)）
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彭浩先生认为，这些条文是汉惠帝时形成的，最晚也晚不过高后元年（前187年）(14)。
《津关令》这些令文，跟眼下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请注意其中有个容易被忽略、却很有意思的地方。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买马，由中大夫令上书；中央的郎骑买马，虽由“相国、御史请”，但郎中令也有责任——“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上郎中”、“郎中为传出津关”、“自言郎中，郎中案视”的“郎中”，都是郎中令。但鲁国就不同了，中大夫、谒者和郎中买马，都是“丞相上鲁御史书”，即由御史大夫出头奏请。那么，鲁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哪儿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一管下属买马的事呢？就跟鲁国没有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似的。由此我认为，当时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设置，存在着某种未知隐情。
《秩律》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卿特别标“汉”字，记作“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而其他卿，以至其他官，却没那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么？汉初的王国百官同于朝廷，也设中大夫令、郎中令。但我猜王国与朝廷还是有所区别的：王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可能没秩级，或其秩级因国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不管怎样，其他各卿秩级，王国同于朝廷，只有属于“内官”或“从官”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例外。对《津关令》的令文，除了猜测鲁国没设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外，还可以猜测他们秩级较低，没资格上奏。
在《二年律令》中，王国和中央的制度不全一样。如《置吏律》所记内官妃嫔之制：“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第25页第211—233简，第163页释文）由这些规定，皇帝的妃嫔和公主地位，就高于诸侯王和彻侯的妻妾和女儿了，但汉初还不是如此。嫔妃属“内官”，中大夫、郎中也属“内官”（参看本书上编第三章相关部分）。刘邦死于高帝十二年，此后软弱的汉惠帝大概没胆子贬抑诸侯王的内官，那也许是吕后之所为。若吕后曾贬抑诸侯王的“内官”妃嫔，那么她也可能同时降低了王国“内官”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秩级。《二年律令·秩律》出自吕后，其中吕后的长信詹事居然与诸卿并列，就是明证。然则《秩律》中的“汉中大夫令、汉郎中”的两个“汉”字，只能反映王国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禄秩另有隐情，却不足以证明《秩律》其余诸卿是王国官，当然也就不足以证明朝廷诸卿秩在中二千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