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第2/3页）
至河亶甲居相，祖乙迁耿，乃至大河之北岸。
亶甲城在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南岸，【帝王世纪。又吕览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卫地，整甲即亶甲也。】自是殷人始北迁。耿【史记殷本纪作“刑”，即左宣六年及魏策之“刑丘”杜注：“河内平皋县。”】亦在河北，今河南省温县东二十里。【史言纣“广沙丘苑台”，沙丘、刑丘，是自河亶甲、祖乙、盘庚至纣，其实皆在数百里间之地也。】
至盘庚徒殷，【即汉书项羽传所谓“洹河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据竹书纪年。史记则谓，盘庚重迁河南，居毫，至武乙始迁殷。】至纣更不迁都。
自汤至盘庚，十世十八帝。自盘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当过二百年。故至商纣时，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此据竹书纪年。】聚众百万，左饮淇水喝，右饮洹水不流，【此据战国策。】其盛况可想。
古代黄河自河南东部即折而北向，经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沧州境入海。商民族则正居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相交黄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与夏民族之居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黄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东西遥遥相对。【春秋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见夏商根据地之东西相对峙。】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于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气候土壤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次东移，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侈淫佚之习气，【如太康之游畋忘归，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后羿、寒浞与商汤皆是。夏、商既同为汉民族之两支，则夏、商以前中国民族最先居地应何在，此亦难详论。】殷人自商汤灭夏，渐渐形成规模较更象样之国家，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殖于大河下流一带之平原。如此则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更象样之王国，是为周代。
汉人传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论三代文化特点，虽属想象之说，然以古人言古史，毕竟有几分依据。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所谓“忠信为质而文之以礼乐”，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礼乐文饰，为历史文化演进应有之步骤。其实西方两民族皆是一种尚力行的民族，其风格精神颇相近似。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重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
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远之理想，而一面又深爱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又按：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温带黄河两岸之大平原，以农业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别具有“着实”与“团结”与“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于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腊、罗马之趋于“流动”与“战争”与“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阳、安阳、商丘以及济南、曲阜诸平野，溯大河，历广土，茫茫乎，苍苍乎，徘徊俯仰之间，必能想象我民族先民伟大创基之精神于依稀仿佛中也。】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颇象样。
关于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畴、禾、穑、黍、粟、来、麦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见其时酿酒之盛。种树方面，有圃、果、树、桑、栗、丝、帛等字，知其时已有养蚕业。牧畜方面，有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称极伙，知其时畜业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宫、室、宅、家、舟、车等字，知其时家屋建筑与交通工具已相当进展。卜辞中行猎次数特多，此因卜、猎本属相关，同为属于祭祀下之一种典礼。
古代贵族以行猎为典礼，亦即以为娱乐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汉仍然。不能据此谓其时“正从渔猎进展为农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坚，契刀必极锋利，即其时炼金术必已经相当之演进，不能说商代“正从石器进至金器”。【至其时尚有用石器者，则自属事实。盐铁论载汉武帝以后有“木耕手耨”之事，岂可据此以推论汉中叶之社会文化？】
至谓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此据商代帝王“兄终弟及”之制度推论。然此最多可谓此种制度渊源与此种社会，不能便谓仍是此种社会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子者亦十二、三，几占半数。春秋时吴通上国，其王位继承亦仍是兄终弟及，岂得谓其亦为母系中心时代？又如以卜辞有“诸父”、“诸母”之称，而认其为群婚制，则此种称呼至春秋犹然，岂可谓春秋亦群婚时代乎？】
又谓其乃一“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云云，更属无据臆测。【此皆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语。只就商代所表现于政治规模之进步论之，即知此种说法之无稽也。】
根据商代传世钟鼎之多与精，更可见其时文化程度之高。
据殷文存一书所收殷器铭文在七百种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滥入，二因有器、盖不分，恐无此数。要之已甚为可观。
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见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铜器款识，与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发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铜器中画人坐形，则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与铜器无殊。殷墟所得弓、矛亦与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编简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