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板”之死

很多读者都曾在后台留言要求写一写这个人，他确实是个值得一写的人。这个人无师自通，建立了一整套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被共产党称为“蒋介石的佩剑”，被美国人称为“亚洲最神秘的人”，他留下了“杀人不眨眼”的名声，但即使对手也承认，他是“特工之王”。

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那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电报上赫然写着：

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1] 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也不敢确定。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不然“党国威望何存？”，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和，“子弹又不长眼睛！”。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接待戴笠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2] 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 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号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归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最看重忠心的人。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很多都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沈沛霖”）。

戴笠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6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识，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去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待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起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著名的“暗杀大王”，最后死在戴笠手里，参见本书收录的《“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24岁时，他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结拜为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27岁时，他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求助于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十七八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