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训所在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

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

不能说朝廷听到的捷报都是谄媚逢迎的谎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谎的样子。更不能说韩琦他们是恶毒攻击。文彦博说得对：韩琦三朝宰相，难道不比那两个宦官可靠？[37]

因此，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奉旨去中书省见他，他一开口便声色俱厉。程颢则不紧不慢地说道：讨论公事，就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话？

于是，程颢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38]

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