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25]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26]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27]

魏晋名士多嗜酒。这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遗址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最有地方特色的古代烧酒作坊遗址。该遗址出土了横跨元、明、清至近现代的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水沟、路面、灰坑和砖柱等，完整说明了中国古代烧酒生产的工艺流程。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28]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29]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30]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31]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地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32]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33]

◎ 九锡

据《礼纬·含文嘉》。

九锡是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通常天子才能使用这些礼器，受九锡之礼，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后世权臣图谋篡位，辄先邀九锡。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34]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35]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36]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37]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38]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