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风尚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鸡心形玉佩,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铜承露盘和玉高足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玉剑璏,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玉樽,西晋刘弘墓出土。

玉组佩,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王珣《伯远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