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第2/3页）
说过了侠，我们再来看看儒。
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在后世看来有些大逆不道味道的话。
秦汉以降，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恶毒办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历朝历代，都有人选择以“隐士”这个高洁的姿态终老一生。
及至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另一种高傲，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个性的空间。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们成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却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做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干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麇》：“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蜕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有个猎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来做为献给少女的礼物。一个少女对他动情，他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猎人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围裙，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又多么自然健康！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性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诗经·墉风·柏舟》中则说：“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说是一个女子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父母不同意，她大声呼号“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说你们不体谅我的心愿，我死也要和他在一起！这种表达，多么直率大胆！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像唐或者像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激情和冲动，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