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第2/4页）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体办事人员也大多是流氓。基层衙门吏胥的流氓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专靠吃衙门饭谋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禅真逸史》第六回：“老妪有一兄弟，是本县罢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张好口，能言善辩；第二件，一幅呆胆，不怕生死；第三件，两只铁腿，不惧竹片。是衙门人取他一个诨名，叫做曾三绝……”

明代社会流氓化的根子，当然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流氓这一生存方式虽然令人不齿，然而一旦出现，即在社会中迅速蔓延，盖因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它的身段异常柔软油滑。因为敢于泼胆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慑力非常强大。因为肮脏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动退避，将生存空间让给它。它又因为狡诈机变，时刻可以披上“义气、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变色龙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流氓这个物种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生存优势。流氓手段成为追逐权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者之外，几乎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流氓气：汉高祖早年就是一个小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谬“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而朱元璋则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贫，又做过游方和尚，在社会上游荡过三年。晚年他曾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三年的流浪生活毁灭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他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现出他的流氓意识。

还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在开国之初的制度设计中，将自己的自私表现得如此不加遮掩。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里，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朱元璋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及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他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否则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国人民都植物化，只产出果实供他享用。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需要四处走动。因此朱元璋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做“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他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这就杜绝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可能。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不过在唐宋两代，科举制毕竟还发挥了许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将科举变成了一种灾难。他规定应试者只能写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因此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国措施的第二个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觊觎他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