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第4/4页）

虽然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用骇人听闻的严刑峻法压制住了官僚系统的腐败倾向，但一旦这种超常的高压消失，腐败必然报复性反弹，因为官僚体系已经丧失了道德支撑。用学者王毅的话说，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场中成为主流文化，具有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买官、党同伐异，欺诈算计、营私舞弊，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最为热衷的兴奋点，行贿受贿成了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人们对官员贪污并不痛恨，只要你真的能为别人办事。嘉靖时两广提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举朝上下竟然都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虽然“收钱”，但是也“办事”：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殷）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高）拱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传》）

随着社会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层百姓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只要舍得敢于并善于用金钱去砸，一切事都可以办成。流氓文化已经浸入晚明社会的空气和水，谁都离不开它。“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里，大多数都是在明代流行开来的。

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明代人以善于制造假银子闻名。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登峰造极。据史料记载，明代人在白银内添加或包藏铅、汞、铜、铁等金属；细丝制假，有“以手摇动而成丝”“以铁锥画丝”“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丝”“以湿纸吸以成丝”等方法；调节剂有硝、白信石（砒霜）、盐、硼砂等材料；制作有倾煎、炒、煮、洗、擦、烧、嵌、焊、铗、鋾等工艺。至于造出的假银名称更数不胜数了：银锭有摇丝、画丝、吹丝、吸丝、茶花、鼎银、吊铜、铁碎鐯、包销银、钞仔银、漂白鐯等等；饼银也有九成饼、八成饼、七成饼、六成饼、梅白饼、盐烧饼、白盐烧、三铗饼、车壳、倒茅饼等等，《杜骗新书》作者张应俞说“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伪银”的为害之烈。《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就有这样记载：“京城内外，有造诸色伪银以绐人者，贫民被绐，往往窘忿致死。”《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所收录的户部奏疏中更具体谈到当时北京“伪银盛行”的严重情形：“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不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多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

卖假药在明代社会上也十分普遍。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

当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还是伪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华说：“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

明中叶之后，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所谓“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

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人刚开始与中国人接触的时候，惊讶于中国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二十世纪初，少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在新式学堂中，他的历史课本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着的《世界通史》。他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只有后面的两页介绍中国，而这两页中，关于中国人的习俗，霍桑是这样写的：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