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在五四时代短暂地并肩战斗之后，鲁迅与胡适迅速成为陌路。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鲁迅与胡适在政治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风格。

胡适总是坚持用真名，以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唯在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我们对于发表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胡适一直坚持以学理为依据，理性地谈论中国政治问题。他发表了一篇篇标准的“政论”，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提出种种建议。

鲁迅则向来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他不断地变换笔名，从反面出击，抨击国民党统治。他的批评总是以嘲讽为基调，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但从不提出正面建议。部分原因是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修养，无法从正面发表系统的政治意见。

胡适认为改造国民性需要多管齐下，因此并不反对鲁迅的思想启蒙。因此，胡适高度评价鲁迅的文艺启蒙工作。但鲁迅却认为，胡适的思路是“治标不治本”，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因此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活动开始是嗤之以鼻，接着进行冷嘲，后来则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适点名批评了蒋介石时，提到安徽大学校长，这个校长，就是著名的刘文典。所谓语言上的顶撞，是刘文典在会议上不称蒋介石为主席，并当面指着蒋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

胡适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说话，今天看来，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而鲁迅却抓住胡文中“顶撞了蒋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轻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适一句：“刘文典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显然是指胡适曾称溥仪为皇上，暗示胡适骨头软。

胡适一生致力于制度改良，要从内部推动，逐步落实宪法。最悲观时，他借鹦鹉救火的故事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不忍袖手，明知小小翅膀上的水滴未必能救火，不过尽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对胡适的这番话，鲁迅的反应是写了两句旧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胡适数十年思路明确，持之以恒，渐进努力。而鲁迅的思路却经历了巨大变化。鲁迅在以笔为刀批判国民性二十年后，突然改弦易辙，迅速左转，毅然投向了苏式革命，希望按苏俄模式，用“火与剑”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火与剑的改革最快”。他说：“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的变化看起来突然，其实内在的理路一贯，那就是“彻底解决”的思维倾向。

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最能打动光绪的一句话是，只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这样一个乐观的构想，是何等地满足了光绪皇帝建功立业的雄心，光绪欣然听从，与康有为共同开始了一场鲁莽灭裂的激进改革。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消中国人的“速成论”。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宪，期盼立宪多年的中国人以为，这一下所有问题都可以彻底解决了。宣布立宪的上谕公布之后，当日的《申报》这样记述了中国的喜悦：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召开各式庆祝会。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也一度以为，有了这个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则一直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为西方侵略和异族统治，认为只要终结这两种原因，中国人恢复固有美德，则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会仍然恢复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又有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国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弹的照耀下，中国十几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五四之后，种种西方思潮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鲁迅告别了“国民性决定论”，但并没有改变“一元化”“彻底解决”的思想倾向，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中国左倾运动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倾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国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马列主义理论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经济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自然也包括国民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