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3 皮肤下的头骨

我告诉过詹米，说我不介意远离文明世界，只要有人，就会有事情给医生做。邓肯信守诺言，在一七六八年春天回来了。他带来了八个之前被关在阿兹缪尔监狱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准备在弗雷泽岭上建设家园。我们总共三十个人，特别需要我的有些退步的医术。我可以给他们缝合伤口，治疗发烧，切开脓肿，以及刮除被感染的牙龈。有两个女人怀有身孕，我很开心地帮助她们接生了健康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是在早春出生的。

我作为医生的名声——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很快就传到我们的小根据地以外，来请我去治病的人分布得越来越远，我甚至到零星散布在三十英里外的荒野山区的农场给人治过病。此外，我还与伊恩去安娜奥卡村看望过娜亚维恩，带回了几篮和几罐有用的药草。

起初，詹米坚持要伊恩或他自己陪我去那些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快他们就忙不过来了——已经到了春耕时节，需要犁地和耙地，需要种植玉米和大麦，更不用说维持小农场运转的琐碎事情了。除了那几匹马和骡子，我们又得到一小群鸡、一头用来满足那头猪的社交需求的外貌堕落的黑色野猪，以及——奢华中的奢华——一头可以产奶的山羊，它们都需要喂食喂水，防止它们自相残杀或者被熊或黑豹吃掉。

所以，在陌生人出现在门前庭院里请我去治病或接生时，我就越来越经常地独自前去了。丹尼尔·罗林斯的病例本上多了新的条目，餐柜里也装满了病人们作为礼物报答我的火腿、鹿腿肉、几袋谷物和几蒲式耳的苹果。我从未要报酬，但是他们总要给我点东西——我们物资贫乏，任何东西我们都会喜欢。

我在山区里的病人来自各个地方，许多人既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英语；他们有的是德国路德宗信徒、贵格会教徒，有的是苏格兰人或苏格兰-爱尔兰人，还有定居在塞勒姆的许多摩拉维亚教派信徒，我觉得他们的奇怪方言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语。但是，我通常还是应付得来。大多数情况下有人能给我翻译，再不济我还能用肢体语言——不管是什么语言，“哪里疼”这个问题都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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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8月

寒意钻进了我的骨头。尽管我用尽全力把披风紧裹在身上，但是风还是会把它给吹开，把它像帆布那样吹鼓起来。披风被吹起来，拍打着我旁边的那个男生的脑袋，借着大风的力量把我从马鞍上往侧面拉。雨滴像冰针那样渗透进拍打着的披风，到达穆勒溪时，我的罩衣和衬裙就已经湿透了。

穆勒溪翻腾着流动，被连根拔起的小树、岩石，以及淹没的树枝，短暂地浮现到水面上。

汤米·穆勒观察着溪流。他戴着柔软的帽子，把帽檐拉下来盖住耳朵，耸起的肩膀几乎碰到了帽檐。我能看到他全身上下都流露出疑虑，于是在呼啸的风声中提高嗓音，弯腰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就待在这里！”

他摇了摇头，嘴巴动着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见。我用力摇头，然后指了指河岸。那里的泥泞土壤很脆弱，我还能看到小块的黑土被溪水冲走。

“回去！”我大声喊道。

他明确地朝农场住宅那边指回去，然后伸手拉住了我的缰绳。显然他觉得太危险，他想让我回住宅去，等待暴风雨过去。

他的建议确实有道理。但是，我现在就能看到溪流变宽，贪婪的水流正逐渐蚕食着松动的河岸。继续等下去，就没人能过河了——几天过后也不会安全。这样的洪水会让水位高涨持续长达一周，因为山上更高地方的雨水会流下来，让水流变得更大。

想到要与穆勒家的十个人挤在只有四间屋子的住宅里，就足以刺激我冒险行事。我从汤米·穆勒的手里拉过缰绳，掉转马头。马在雨中甩动脑袋，小心地踩在湿滑的泥土里。我们爬到岸边较高的斜坡上，那里有层枯叶，可以让马站得更稳。我再次掉转马头，挥手示意汤米让开，然后像个参加障碍马赛的选手那样向前倾，手肘按压进那袋在我前面绑在马鞍上的大麦——那是他们付给我看病的报酬。

我向前倾身就足够了，那匹马比我还不想在那里多待。它放低身体并绷紧后腿，我感觉到一阵突然的推力，然后我们就像失控的雪橇那样，飞速冲下了那个斜坡。我感觉到一阵颠簸，以及自由下落的那种短暂眩晕，听到响亮的水声，然后我的大腿便淹没在冰冷的水里了。

我的双手特别冰冷，或许已经冻结在缰绳上了，但是要引导马前进，我只有用缰绳。我放松手臂，不再拉紧马头。在马游泳前进时，我能够感到双腿下面它的巨大肌肉在有节奏地移动。更加有力的湍急水流不断推动我们，冲刷着我裙子的下摆，似乎想把我拉进激流。

马蹄在水底忙乱地蹬动，然后我们走了出去，全身像滤盆那样往外流着水。我在马鞍上回头，看见汤米·穆勒的嘴巴在帽子下面大张着。我不能放掉缰绳去挥手，但还是有礼貌地朝他鞠了个躬，然后用后跟轻踢马肚子，转身往家走去。

马跃起时，我披风的帽子掉到了背后，但是无妨，我反正已经不能更湿了。我用指关节把眼睛前面的一缕湿头发拨开，掉转马头沿着山上的路出发了，不管有没有下雨，能够往家里走我就感觉到宽慰。

我已经在穆勒家的木屋里待了三天，照顾十八岁的佩特罗尼拉生下第一胎孩子。按照佩特罗尼拉的说法，这也会是她的最后一胎。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她那位十七岁的丈夫弗雷迪试探性地朝房间里偷看，结果被她用德语大骂回暂住男人的谷仓里，两只耳朵窘迫得通红。

不过，几个小时过后，我看到弗雷迪——看上去远没有十七岁——迟疑不决地跪到他的妻子旁边，脸色比他妻子的衣服还要苍白，用擦洗干净的手指推开盖着他女儿的毯子。

他沉默地注视着他女儿的圆脑袋，上面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然后又看了看他的妻子，似乎是需要鼓励。

“她是不是很漂亮？”佩特罗尼拉轻声说。

他点了点头，然后把头靠在她的大腿上，哭了起来。几个女人全都善良地微笑着，然后回去继续准备晚饭了。

晚饭也很不错。食物是去穆勒家出诊的好处之一。即使是现在，我的肚子里还舒适地装满着饺子和炸布丁，嘴里还萦绕着黄油炒蛋的味道，让我不那么关注当前的糟糕境况。

希望我不在家时，詹米和伊恩也能做点差强人意的东西来吃。现在是夏季末尾了，但是还没有到收获的时节，食品贮藏柜的架子上的东西已经被吃掉许多，我本来希望能剩些在秋天奖赏他们，现在看来也没戏了，但架子上还是有些奶酪，地上有一大瓦罐腌鱼，还有几袋面粉、玉米、大米、豆子、大麦和燕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