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来的人

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过校区的公园。她依然穿着网球裙;她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头发用一根有弹性的头带束到脑后。她那张肉鼓鼓、红扑扑的圆脸,少了刘海的修饰,看上去就像一张俄国农妇的脸,可是不用头带的话,头发会挡住眼睛。虽然还是四月,这天下午却热得出奇;室内网球场热气蒸腾,她觉得皮肤像被煮过一样。

阳光和煦,老人们纷纷从各自过冬的地方出来:她最近还读到过一个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他们虚弱无力地瘫坐在长椅上,或是头枕着四四方方的旧报纸躺在草坪上。在她经过的时候,他们那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菌菇似的脸庞慢慢地转向她,追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随后,又漠然地移开了。

松鼠也外出觅食;三三两两地朝她飞奔过来,又骤然停住,双眼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她,张着嘴巴,下颚像老鼠一样向后缩,露出泛黄的门牙。克里斯汀加快脚步,她没什么东西可给它们吃的。不该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们神经兮兮的,还容易感染皮癣。

走到公园中间,她停下来把开襟毛衣脱掉。弯腰再去捡球拍的时候,她觉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刚刚露到外面的手臂。克里斯汀很少会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着球拍的手柄。不过,碰她的却不是其中一个老人,而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十二三岁的男孩。

“对不起,”他说,“我找经济学院大楼。是那里吗?”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细看了看他。她搞错了:他年纪并不小,只是个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她的个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时候,母亲这么说。他还是她们家里所谓“从其他文明来的人”:肯定是亚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国人。克里斯汀估计他肯定是个留学生,于是露出她标准的欢迎微笑。高中的时候,她是联合国社团[1]的主席;那一年他们学校被选中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充当埃及代表团。这项任务应者寥寥——谁也不愿意做阿拉伯人——不过她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她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发表了一篇相当精彩的演说。

“没错,”她说,“就在那边。平顶的那幢。看见了吗?”

那个男人一直在紧张不安地对着克里斯汀微笑。他戴着透明塑料边框眼镜,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朝着她鼓出来,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鱼缸里。他没有顺着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给她一小本绿色的便笺和一支圆珠笔。

“你画地图。”他说。

克里斯汀放下网球拍,一丝不苟地画起来。“我们在这里,”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样走。这里就是经济学院。”她用一条虚线和一个十字把走法标出来。男人凑近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渐渐成型;他闻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还有一种说不出牌子的发油。画完示意图,克里斯汀把纸笔递回给他,微笑着表示告别。

“等等。”男人说。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张画着地图的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外套的袖子盖过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许多线头。他开始写起了什么;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厉害,几乎变形了,这让她觉得有点恶心。他的几根手指被渗出的圆珠笔油染成了蓝色。

“我的名字是这个。”他说,拿起便笺给她看。

克里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体大写字母。“谢谢,”她说。

“你现在写你的名字。”他说着,递上那支笔。

克里斯汀有些犹豫。倘若这是一个她自己国家的人,她就该觉得他是想约她了。不过,本国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约她;她块头太大。唯一一个尝试过的人是那个摩洛哥侍应,他们社团聚会之后有时会光顾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他就在她去洗手间的路上把她截住,问她,她拒绝了;仅此而已。面前的这个男人却并非酒吧的侍应,而是个学生;她不想伤害他。在他的文化里,管它是哪个文化呢,这样在纸上交换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种正式的礼节,就像说谢谢一样。她从他那里接过了笔。

“这是个很美的名字。”他说。他折起那张纸,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挨着那张地图。

克里斯汀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好了,再见了,”她说,“很高兴认识你。”她弯腰去拿网球拍,可他已经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来,正用双手举在自己胸前,俨然一面缴获的旗帜。

“我帮你拿。”

“哦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烦了,我赶时间。”克里斯汀吐字清晰地说。没有了网球拍,她觉得自己手无寸铁。他开始沿着小径漫步;他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看上去一派轻松自在。

“你会说法语吗?”[2]他主动聊起了天。

“会,会一点,”克里斯汀回答,“说得不好。”我要怎么把球拍从他手里拿回来才不会失礼呢?她心里想着。

“但你的口音很好听。”他的眼睛透过镜片瞪着她:他是在故意献殷勤吗?克里斯汀明知自己口音蹩脚。

“听着,”她说,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我真的要走了。请把球拍还给我。”

他加快了脚步,却没有归还球拍的意思。“你要到哪里去?”

“回家,”她回答,“我住的地方。”

“我现在和你一起去。”他满怀希望地说。

“不行。”克里斯汀回答:她非得对他强硬一点才行。她扑过去一把抓住球拍;一阵短暂的角力之后,他松了手。

“再见。”她说着,转身不去看他那张困惑的脸,然后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希望这样能让他死心。如同从一只狂吠的恶犬身边走开一样:不可露怯。再说她有什么好怕的呢?论身材她一个抵他两个,而且她还有网球拍在手,他不能把她怎么样的。

虽然没有回头,但她知道他还在后面跟着。电车快来吧,她心想,的确是有一辆电车,不过还在轨道上很远的地方,堵在红灯后面。她刚走到车站不久,他便出现在她身旁,呼吸的声音清晰可辨。她目视前方,一动不动。

“你是我的朋友。”他怯生生地说。

克里斯汀动了恻隐之心:他到底不是想约她,他初来乍到,只是想认识一些本地的人;换了是她,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对。”她说着,给了他一个微笑。

“这样很好,”他说,“我的国家很遥远。”

克里斯汀想不出怎样回答才合适。“听上去很有意思,”她说,“非常有趣。[3]”电车终于来了;她打开钱包,拿出一张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