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查尔[1]（第4/5页）

“我想看这只鸟，”来这里之前，莎拉在他们翻看《墨西哥鸟类指南》[22]的时候说。

“格查尔鸟。”爱德华念道。那是一种红绿相间的鸟，尾巴上有绚烂夺目、闪闪发光的蓝色羽毛。他向她解释，格查尔鸟就是长羽鸟的意思。“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他说。他查阅栖息地。“云雾森林[23]。我觉得我们不会进到云雾森林里去。”

“唔，我想看这种鸟，”莎拉说，“我只想要这种。”

对于她想要什么，不要什么，莎拉总是很坚决。如果餐厅的菜单上没有让她感兴趣的菜式，她就什么都不肯点；或者，她会准许他来为她点菜，然后从里面挑几口自己喜欢吃的，就像昨晚一样。对她说这是他们来到这里之后最丰盛的一餐也是徒劳。她从来不会发脾气，不会失态，但她很固执。举例来说，除了莎拉，还有谁一定要带折叠雨伞去旱季的墨西哥？他磨破了嘴皮，向她指出那把伞既没用又累赘，但她还是带了。然而昨天下午却下雨了，真正的倾盆大雨。其他人都跑去躲雨，挤在墙边，拥进神庙门口，而莎拉却撑开她的伞，站在伞底，洋洋得意。这让他怒不可遏。就算她错了，她也总是有办法让一切变得理所应当。要是就那么一次，她能承认该多好……承认什么呢？承认她也会犯错。这才是真正让他困扰的：她那副绝对正确的架势。

他也知道，孩子夭折的时候，她把这件事归咎到他的头上。他依旧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当时出去抽烟了，没想到婴儿这么快就会出生。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时候，他并不在场；她只得独自承受。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他一遍一遍地对她说，“不是医生的错，不是你的错。脐带缠住了。”

“我知道，”她回答。她从来没有怪罪过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察觉到那种责备，在她周身徘徊不去，仿佛一团雾气。仿佛他原本可以做些什么似的。

“我和你一样想要这个孩子，”他告诉她。确实如此。过去他根本没考虑过和莎拉结婚，他从来没有说起，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她会同意，直到她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一直到那时为止，她都是掌握主动权的那一个；他很肯定，自己只是她的消遣。不过，结婚并非她的建议，是他提出来的。他还从神学院退学，在那个夏天拿到了公立学校的教师证书来养家。每天晚上他都按摩她的肚子，摸着胎动，隔着她的肌肤触碰着孩子。对他而言，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而他把她也归入到自己的敬拜之中。在第六个月，她已经习惯了仰卧，开始打起了鼾，而他会半夜不睡，躺着聆听那些轻柔的鼾声，在他听来，它们纯净又悦耳，几乎像是歌谣，是神秘的护身符。可惜的是，莎拉打鼾的习惯保留了下来，而他却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

孩子夭折的时候，掉眼泪的人是他，不是莎拉。她从来没有哭过。她几乎立刻就下了床，四处走动，她想要从医院里出去，越快越好。她一直在买的婴儿衣服从他们的公寓里消失了；他从来没有搞清楚她把那些衣服弄到哪里去了，他不敢问。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琢磨，为什么他们还在做夫妻。这不合逻辑。如果他们当初结婚是为了那个孩子，而现在没有孩子了，而且一直都没有孩子，为什么他们没有分开？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想要这样的结果。也许他还是希望会发生些什么，会再有一个孩子。不过强求无益。他们自己愿意来的时候才来，而不是在你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总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一颗宝石，一片珍贵的羽毛。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导游说，“考古学家们已经到过泉水底下。他们打捞出五十多具骸骨，发现其中有些根本不是处女，而是男性。而且，大多数都是孩子。因此，正如你们所知，那个脍炙人口的传说至此便终结了。”他在祭坛顶上做了一个古怪的小动作，几乎像是鞠了一躬，但没人鼓掌。“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残忍，”他接着说，“他们相信这些人会捎带一条口信给雨神，然后在泉底，在他的极乐世界里获得永生。”

拎着手提包的女人站了起来。“这算什么极乐世界，”她对她的朋友说，“我要回去了。你来吗？”

实际上，整队人马此刻都在动身离开，三三两两地，像之前一样。莎拉等到他们都走远了。然后她打开皮包，把那个石膏做的圣婴基督拿了出来，昨晚她从耶稣诞生像里偷来的。她无法想象自己会做这种事，可事实如此，她真的偷了东西。

事先她并没有计划过。爱德华在结账的时候，她一直站在诞生像旁边，他不得不走进厨房去付钱，因为他们迟迟没把账单送来。谁都没注意她：玩多米诺骨牌的少年完全沉浸在游戏之中，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她就这么猛地伸出手，越过三个智者，探进马厩的大门，拿起那个小孩，放进了自己的皮包里。

她在手里把它翻了个身。同侏儒 一般的童贞圣母和约瑟分开之后，圣婴看上去也不那么荒唐可笑了。它的尿布是作为雕像的一部分一起铸造的，更像是一袭短袍，装着玻璃做的眼睛，发型有点像是童花头，对新生儿来说，它的头发真的很长。一个完美的孩子，除了背上的那个缺口，幸好是在不太显眼的地方。肯定有人把它摔到过地上。

再小心都不为过。怀孕的那段时间，她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一粒一粒数着吞下医生开的维生素片，只吃书上推荐的食物。虽然讨厌喝牛奶，却每天都喝下四杯。她锻炼身体，也去上产前辅导班。谁都不能说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可她一直被一个念头搅得心神不宁，这个孩子生下来会有点什么问题，会有唐氏综合征，或者是个瘸子，会得脑积水，长着一颗装满液体的巨大脑袋，就像某天她见到过的，坐着轮椅在医院草坪上晒太阳的那些人一样。但是孩子完美无缺。

她绝对不会再冒那种风险，再经历那些艰辛。爱德华要拼命绷紧骨盆，绷得脸色发青，随他去；“再试一次，”他是这么说的。她没有告诉他，自己每天都吃药。她不要再去试一次。无论是谁，都不能对她如此苛求。

她做错了什么？她什么都没有做错，这才是问题所在。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怪罪，除了——她也说不清为什么——爱德华；可是孩子的夭折也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不在场。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只是心不在焉。她肚子里不再有孩子了，他对她的兴趣也不见了，他抛弃了她。她意识到，这才是她最恨他的一点。他丢下她一个人和那具尸体待在一起，一具无解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