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生活（第3/4页）

“我不知道他把它放到哪里去了，”茱莉亚说着，烦躁不已。“他应该自己来整理这些东西的，”然后又加了一句，她也清楚这实在是太过戒备了，“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分担的。”

“那当然，你还要创作之类的。”玛丽卡扫视着房间，灰不溜秋的床，茱莉亚的毛衣甩在墙角的椅子上，叶边焦黄的鳄梨立在窗沿，他们唯一的一盆植物。她是用一只为了庆祝而买回来的鳄梨果核种的——她再也想不起当时庆祝的缘由——可是它有点不对劲。茶叶，应该要放茶叶进去，或者是放木炭[7]？

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笔记本。茱莉亚把它拖了出来；上面粘着一团灰尘。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小块匾额，就像有些年代的老房子上面会有的那种：灰尘居。房主曾为茱莉亚·莫斯，女诗人。有几个百无聊赖的小学生隔着外罩的玻璃朝里面张望。那便是未来了，假如确实有未来的话，假如她继续写作，假如她变得至少是有一丁点重要，变成某个人学位论文里规定要写的一条脚注的话。整体腐烂之后留下的碎片，分类归档，积满尘埃，就如恐龙的椎骨。苍白无力。

她递上那本笔记本。“要喝咖啡吗？”她问道，用的却是希望她别答应的语气。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玛丽卡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喝了一点，兴高采烈地聊着他们的一场群展计划，展览将会被叫作“自下而上”。她的目光在厨房四下游弋，把一切都尽收眼底：滴水的龙头，搭在龙头上那条散发异味的揩布，那架老旧的吐司炉，连同那些犹如小型山体滑坡后的瓦砾堆一般盖满了炉底的面包屑“我们能成为朋友我真的很开心，”她临走之前说，“伯尼说我们两个毫无共同点可言，但我觉得我们相处得真的很好。画廊那里尽是些男人。”这倒可以算是某种妇女解放的代替品，茱莉亚心想，但它不是：玛丽卡的声音散发出桥牌俱乐部的味道。“真的很好。”真是格格不入啊，三英寸厚的鞋底，时髦的发髻，玛丽卡的造访让她感觉像是福利机构来调查一样。她寻思着怎么才能让她别再来了，又不会显得太失礼。花掉的时间也让她很不痛快，她本可以把这些时间用到创作上。虽然一无所得的日子越来越多。

伯尼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几乎总是无所事事。他再也不把她白天写出来的东西要过去读。回来吃晚餐的时候，他会喋喋不休地谈着画廊，一盘接一盘地吃着意大利面，还有，在她看来，整条整条的面包。他的胃口变大了，而且，他们最近开始为伙食费，以及应该由谁负责做饭和购物而吵架。一开始，他们一切都是两人平分，就是这么说好的。茱莉亚想指出，既然现在他的食量是她的两倍，他实在应该负担更多的采购任务，而且支付半数以上的费用，可她觉得说这种话会显得自己很吝啬。尤其是因为，每次他们一谈到钱，他就会说，“别担心，欠你的我会还清的，”仿佛她舍不得给他的那笔画廊借款。要她说的话，她确实舍不得。

现在几点了？手腕活了过来：六点半。血似乎流得没那么快了，可它还是在那，渐渐变稠，像淤泥一样堵在喉咙里。曾经有过一次，在公立学校里，一个老师牙齿缝里还渗着血就进了教室。她肯定是去看了牙医，之后又没照过镜子，然而我们都怕得要命，谁也没说话，整个下午，我们就在那副血腥笑容的主持之下，画着三朵插在花瓶里的郁金香花。务必记得要仔细刷牙和洗脸，下巴上的一滴血迹说不定会引起观众的恐慌。血液，最根本的液体，生命之水，分娩的副产品，死亡的前奏。红色的勇气奖章。人民的旗帜。或许我能找一份撰写政治演说的工作，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的话。可它从自己鼻子里流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了魔法，甚至连象征也没有，只是可笑。鼻子被钉在这间浴室地板的几何罗网之中。别蠢得这么不可救药，该准备准备了。小心地站起来：如果血一直流，就取消朗诵会，上飞机去。（留下一路的血块？）我今天晚上就能到家了。伯尼此刻就在那，等着我打电话回去，已经过了时间了。

她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扶着洗脸池，接着她走进卧室，摇摇晃晃地向后仰着头。她摸索着去找电话，把它抓起来。她拨了0，连通了接线员来帮她打电话。她听着电话发出来自外层空间的声响，期待着伯尼的话音，感觉他的舌头已经伸进了她的嘴里。他们会上床，然后吃一顿迟到的晚餐，就他们两个人，在厨房里，把煤气烤炉点着，打开炉门来取暖，他们过去经常这么做。（她的大脑略掉了他们会吃些什么的细节。她知道她走的时候，冰箱里什么东西也没有，除了几根放了很久的法兰克福熏肠。连面包都没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间会倒流，他们会谈心，她会告诉他自己有多想他（因为她肯定已经出门超过一天了），缄默会打开，千言万语又会涌出来。

电话占线。

她不愿意去想自己的失望。晚一点她会再打的。血不再往外流了，虽然她能感觉到它在自己的脑袋里结成了痂。所以她会留下来，她会出席朗读会，她会领到报酬，然后用来付房租。还能怎么样呢？

正是晚餐时间，她饥肠辘辘，可又没钱去再吃上一顿。有时候他们会带诗人外出吃饭，有时候他们会举行一个朗诵会后的派对，她能在派对上用饼干和奶酪把自己填饱。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去了机场接她，仅此而已。她看得出来，没贴过海报，也没有事先宣传。为数不多的听众，惴惴不安，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其他人来，参加了不该参加的朗诵会被抓了现行。她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个诗人，穿一身整洁的海军蓝衣裤套装，上下楼和开车都很自如。说不定拿条绳子会好一点，拿一件既流动又飘逸的东西。手镯，丝巾？

她坐在那把靠背挺直的椅子边上，面前的画上有两羽死去的鸭子和一只爱尔兰塞特犬[8]。还有点时间要打发。没有电视机。去读基甸会的《圣经》[9]？不好，别做太累人的事，她可不希望再流鼻血。再过半小时他们就会过来接她。然后就是那些目光，那些彬彬有礼的双手，那些木然的微笑。继而大家都会喃喃低语。“你站在上面难道不会觉得孤立无助吗？”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曾经这么问过她。“不会。”当时她回答，她也确实不会，她不是那种人，她只读自己最能抚慰人心的诗，不想让任何人感到不安。但他们还是不相信她。起码她从来没有像许多别的诗人一样喝得酩酊大醉才上台。她希望自己能够优雅得体，这一点众口称誉。